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8%增速是否靠谱
发布日期：2012-10-23 来源：《中国投资•企业导刊》
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8%增速是否靠谱
文/张平
林毅夫在国内可谓是“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这既源于他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并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源于他头上戴着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华人的光环。今年6月从世行高级副行长卸任归来的林毅夫近日首次亮相，就抛出了“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的观点，引发了学界一片争议之声。
林毅夫的观点之所以引发争议，原因有二：其一，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速，如今遇到了成长的瓶颈，不仅是原来依赖出口、投资（包括房地产和政府投资）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而且吴敬链先生还发出警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所以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但转型的挑战之艰难前所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林毅夫的“8%”、“20年”的观点自然受到质疑。其二，林毅夫主张更多的采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就是靠政府投资基建项目来解决经济增长瓶颈问题，这个药方虽说带来短期的经济提振效应，但是所带来的负作用也相当的大。因为政府投资存在三大问题：
首先，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项目难免会出现低效率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投资的效率远不及企业和个人投资，因为官员求的只是短期的政绩，而并不那么关心投资回报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员的说法称，“2009年，地方政府逼其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于是企业就大幅举债，有钱不借是傻子，借钱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钱还想着还的更是傻子。”从目前来看，政府主要投资于铁路、航站楼、地铁、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都具有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资金耗用大的特点，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是靠政府投资来拉动，那么不仅会导致很多地方超前和重复投资现象严重，而且还会使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银行不良贷款率急剧上升等棘手问题。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一般都会与腐败如影随行，因为基建项目投资具有投资大、极易寻租的特点，更是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唐僧肉”。从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高官张曙光的陨落，到河南连续四任交通厅长落马，再到湖南交通厅一年内四位厅级领导出事，都生动揭示了政府投资项目背后惊人的“腐败成本”。根据王小鲁的数据，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就高达5.4万亿，占GDP的17%左右，这无疑会迅速拉大社会收入差距，直接威胁社会稳定。套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最后，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奇迹，虽然离不开强势政府所创造的稳定环境，但其真正的、直接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带来的全球化的红利。将政府主导的投资理解为中国经济奇迹，并且成为每次医治经济下滑的灵丹妙药，显然是错误的。现在看来，靠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要让政府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和过度干预，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以调整经济结构最为关键。
近期，国内很多专家都在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快速推出4万亿财政剌激计划，给现在中国经济造成的负作用而担忧。有人认为，正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财政剌激计划，才导致信贷投放失控，国内房价再度猛升；通胀隐患至今难除，地方政府债务逼近危险水平。面对这些棘手问题，中央于2010年初被迫急刹车：银监会对地方平台债进行整治；央行在去年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以及政府不惜代价打压高房价，最终才引使今年以来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似乎当今一切经济问题都是当年4万亿惹的祸。
不过在刚刚闭幕的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央高层对此专门进行了回应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实施了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对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歪曲和指责，甚至认为是不必要代价。我想郑重说明，正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工返乡，保持了发展好势头，维护了社会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笔者认为，面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四万亿投资计划很有必要，因为当时我国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所以4万亿投资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地方政府在四万亿的庇护之下不顾自己的财力搞出了十几万亿的投资计划，以及2009年的9.6万亿的天量信贷大跃进。这就直接导致了现在的房价泡沫、通胀隐患、地方政府债务恶化等不良后果。在这点上值得我们反思。
因此，中国未来20年要想维系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不仅困难很大，而且仅靠林毅夫提出的政府投资是维系不了的，唯有依靠改革进一步解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释放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其中包括：消除土地、环境、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打破央企垄断，引入民间资本，消除事实上的所有制歧视，以确保公平竞争；变现部分国有资产，用以弥补社会保障方面的漏洞；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有限责任政府，大幅度的减税，为企业和个人减负；政府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致力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甘当“看不见的手”角色；实现司法独立，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唯有这样，中国企业才可能从制造走向创造，建设创新型社会才有基石。不过在改革过程中必定会遇到较大阻力，所以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关键要看改革者的决定和毅力，而绝不于简单依赖于政府投资所能解决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