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担保
发布日期:2012-03-27
混乱的担保
近十余年来,担保机构的数量上演了飞速发展的一幕。伴随着行业的“鼎盛”,风险亦日益突出。
在我国,担保行业是一个自身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紧密联系的新兴行业。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达企业总数的99%。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帮助银行分担风险,我国担保行业应运而生。自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于1993年成立以来,中国担保行业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增加政府税收、关注弱势群体、扶持“三农”等众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回顾我国担保行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93年至2000年,担保行业在探索中前行,整体发展缓慢,担保公司数量少,股本结构主要为政府出资;2001年至2007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民营经济大潮席卷,担保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民营资本开始注入;2008年至2010年,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冲击生存异常艰难,政府加大对担保行业扶持力度,大量民营、境外资本涌入,担保公司数量呈爆发式增长,但同时出现大量“异化”现象;2011年以来,随着七部委《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各地融资性担保公司整顿工作普遍展开,担保行业步入规范运作、科学发展阶段。
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共计6030家。其中,国有控股1427家,民营及外资控股4603家,分别占23.7%和76.3%。全行业资产总额5923亿元,净资产4798亿元。在保余额总计11503亿元,其中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8931亿元(不含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贷款)。从区域分布看,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较缓,分布状况不平衡;从股本结构看,民营及外资控股的担保公司占整个行业的76.3%,担保行业已由政府主导逐步发展为政策性和商业化并存;从业务类型看,传统的银行贷款担保依旧是担保公司主营业务,但同时,非融资性担保业务不断拓展,债券、基金等直接融资担保业务成为大型担保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业内人士指出,在担保业的注册和行业登记混乱的背后,则是担保行业整体发展的乱局。中关村担保公司的研究资料显示,尽管担保机构众多,但65%的机构缺乏盈利条件,27%的机构报告亏损,全国只有不足10%的机构运营处于良好的状态。
整体来看,全国的担保公司尽管数量庞大,但是从资本的利用效率来说,总体处于“规模而不经济的”状态。
资金危机四起
担保行业地震不断。
2011年,担保行业危情爆发。河南担保行业相继爆出资金链断裂危机,连云港担保公司老总跑路,山东海龙违规担保,东莞首家民营担保公司债权清算。
2012年伊始,颓势难转。国内担保明星人物陈奕标陷入“跑路”风波,其控制的华鼎和中担两家大型担保公司摇摇欲坠。
毁誉之间,危机之差,担保已被称作“又一个来不及繁荣就陷入危机的行业”。
近期,由于工行等银行收紧担保贷款,广州、北京等地的一些担保公司顿时陷入资金链可能断裂的危机中。一时之间流言四起,类似“担保公司老板跑路了”的传言在市场上口口相传,使得相关银行、担保公司、企业均陷入恐慌中,给地方金融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注册资本7.6亿元之巨的民营担保巨头广东华鼎,经营已有八年,担保金额140多亿,服务了几千家中小企业。曾经获得“全省首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示范单位”、“广州市著名商标”等等多项殊荣。但在去年下半年,逐渐陷入了资金链紧张的泥潭,如今四处奔走求助。
首屈一指的民营巨头担保公司沦落至这般境地,皆因其大规模违规地做“流入”业务。即被担保企业部分银行贷款流入华鼎,华鼎利用资金进行放贷获利,支付被担保企业资金利息。据上述知情人士称,华鼎与工行合作的项目中,近八成为此类业务。随着事件爆发,各家银行纷纷不再续贷,华鼎资金流便戛然而止。
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奕标日前就明确表示,包括华鼎担保在内的担保集团资金链已经断裂。而日前又有媒体报道,工行广东省分行已经给出全面叫停与民营担保“银担合作”的限期,将在今年11月份完全退出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
资金链绷紧是担保公司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据了解,华鼎担保目前在保余额29亿元左右。华鼎注册资本金虽然高达7.6亿元,但截至去年底,其已经垫付资金量约5亿至6亿元,流动资金仅一两亿元。同样处于困境中的中担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简称“中担”)也为陈奕标实际控制,根据中担2010年度年检报告,中担的资产总额约为5.63亿元,实收资本4.5亿元,而其总经理刘辉透露中担目前在保户数300多户,在保余额33亿元。
华鼎融资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如何偿还挪用企业客户资金的问题仍未见实质结果。而到底华鼎挪用了多少资金?企业方面初步统计的是17亿,华鼎董事长陈奕标向广东省金融办汇报时则透露,共有19亿资金被挪用,主要流向了香港两家上市公司以及美国的一家公司。不过在解释资金流向之时,华鼎却有五六亿元难以说清去处。
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网站披露,2012年1月30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副处长刘军、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会长李世奇、北京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总经理秦恺、北京市金属商会,会同18家同中担有合作关系银行的负责人,与中担公司全体高管举行了一次“政、银、企、担沟通交流会”。
中担办公室工作人员张磊表示,中担公司正在积极处理此次的资金流动性问题,中担公司和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中担公司相关人员近期已经与公司开展合作的中信、光大、农业银行做了专门沟通,希望能够得到银行的支持,让中担度过危机,不要给行业带来过于负面的影响。”中担相关人士表示。
然而2月24日,凯晨世贸中心中座3层中担担保门口再次聚集了近20家企业上门“讨债”。据了解,由于中担担保的“东窗事发”,部分进行“理财”的企业无力偿还到期的银行贷款,面临强制偿债的风险。
“已经收到了银行委托律师发过来的律师函,但是企业偿债能力不足,现在肯定还不上。”北京一家钢材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小企业在贷款时,都会与银行签一份协议,企业在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银行会向企业法人强制偿债。“可能卖车卖房也解决不了问题。”
担保公司资金牵涉众多银行。从中担、华鼎的官网上可以发现,与它们合作的就涉及工农中建和交通、兴业等20家银行。这些银行、担保公司、企业联系紧密,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绷紧整个链条。
由于银行只收不贷,担保公司能做的业务越来越少,而每个月大量的到期担保贷款,压得其喘不过气来。“从去年7月份以来,我们便开始替客户垫资还款,垫到去年12月底,已经垫了几个亿出去,现在垫无可垫了。到今天,我们面临的压力是顶不住的压力,很难撑。还撑不撑,公司高管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某担保公司高管表示,“如果继续流血,都要撑不住了。我们公司一垮掉,势必在行业内引发骨牌效应。”
据上述高管介绍,之所以出现这种危机,源起银行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受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影响,从去年7月开始,多家银行收紧了担保政策,中行从去年7月开始便只收不贷,农行从去年8月中下旬开始要求提前还贷。从去年10月开始,工行也开始跟进,全面暂停民营担保公司贷款业务,去年12月6日,工行方面表示总行出台了一份文件,规定暂时只跟国有政策性担保公司合作,审批严格控制。
据其介绍,银行在收缩贷款的同时,还纷纷提高了担保公司保证金比例,如中行将保证金比例由15%提高至20%,农行将保证金比例由10%提高到了20%。保证金的提高,又使得担保公司一大笔的资金被吸了进去。
“广东地区的担保行业本来是比较稳健的,结果温州出了事,我们也吃药。”上述高管抱怨称。“银行方面排查风险,应该采取逐步压缩的方法,如果全部只收不贷,我们担心出现连锁反应,现在整个行业都非常紧张。”该高管呼吁道,“对担保公司和企业而言,关键是要让他们逐步过渡,避免因资金链断裂而死掉,一刀切的方式很容易造成整体风险!”
事实上,中国担保业是在2009年建立起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后,才开始迈上正轨。近年来,偏紧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更为旺盛,为担保公司迅猛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然而,高速发展之下,漏洞频出,去年席卷全国中小企密集地的民间借贷危机更是让这个蓬勃扩张的行业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不可否认,担保公司在助力中小企业融资、活跃地方金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担保行业鱼龙混杂,也是众所周知的事。虚假注册、滥保圈钱,甚至非法募资、放高利贷,干什么都有,而几乎每一家担保公司对外拉业务时,都会打着与银行关系特殊、能优先获得贷款的旗号。担保行业的混乱和其与银行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蕴藏了极大的风险,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便是从担保公司开始的。
华鼎的衰败,源于其罔顾风险,盲目扩张,激进涉足暴利的违规业务。在投资失败和银行贷款收紧的双重打击下,资金链瞬间告急。
尽管业内人士坚持认为,华鼎危机只属于个案。但在中国担保业发展的十来年历史中,我们仍可轻易列举出诸如康华、中科智等担保巨头的陨落。
高风险低收益
实际上,造成担保行业整体操作风险的原因,一方面来自行业缺少监管的情况下,自律能力低下;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纯粹从事担保的话,风险和收益的严重失衡。
高风险、低收益、高度的资本依赖,成为担保业的最典型特征。
那么,担保公司为何不好好的经营而要走上这个高风险之路呢?据悉,由于行业竞争激烈,担保公司一笔正常的融资性担保业务,仅有3%左右的收入。也就是一家担保公司即使做10个1000万的大项目,获得收入仅有300万。因民营担保业务抵押率比较低,若其中一个项目出现问题,将致使公司亏损几近1000万。
北京某担保公司负责人表示,如果单纯做担保业务,担保公司是很难发展壮大的,甚至持续经营都很难,发展壮大的唯一路径,来自于把担保作为一个平台,进行综合投资。而目前,不少担保公司走的也正是“以投资养担保”或者“以贷款养担保”的路径。
从实际运行中看,担保公司的收益高低取决于两方面,即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担保的费率和担保资金的放大倍数。而决定这两方面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对其的信用认定。
颇为不利的是,在担保和银行的关系中,担保公司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某民营担保公司总经理说:“我本来是替银行分担风险的,我现在还得求着它来做。”
自身资本实力弱、以及担保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往往使得担保公司面临着双重困境:其一,无法提高担保费率来覆盖风险,又必须全额承担代偿风险;其二,银行严格限定了其对担保公司的总体授信额度和放大倍数,无法取得资本的规模效应。
“基本上,每家民营担保公司都存在流入业务的违规操作,只是每家公司的业务比例不一样。华鼎的流入业务占比高,高达5成以上,且规模大。当银行对该公司资金只进不出时,资金循环链率先断裂了。”知情人士如是说。
业内人士透露,担保公司客户经理、银行相关人员都可从流入业务获得比一般担保业务更高的“回报”。担保公司、银行、企业三者获得共赢,一直以来为各方默许,业内也对其违规性熟视无睹。
某公司负责人表示,“去年三月,中担担保的客户经理找到我们企业,咨询我们是不是有资金需求。当时,我们对资金的需求并不大,但中担担保的客户经理表示,让企业向银行贷款1000万,可以放500万在中担担保进行理财,不仅不需要支付利息,甚至还有一点点收入。”碰上贷款不用利息,甚至有倒贴钱的好事,企业当然有想法了。
“当时,企业对中担担保的规模和口碑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调查,都非常好。在北京现场的办公环境也不错,看起来很有实力。”上述负责人表示,经过了短暂的考虑之后,答应了中担担保客户经理的贷款提议,而这也埋下了祸根。
而据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中担担保在资金的运作中,会千方百计对资金进行“拦截”。他表示,“我们企业在中担担保做的银行贷款担保,但是中担担保以抵押资产不足为由,表示资金放在中担担保是规避风险。随后便劝说企业做理财业务,结果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国有大行一位人士表示,中担担保一直以来在业内的口碑都不错,也在北京担保行业内很有名气,与多家银行的关系都非常好,银行对这种担保公司的信任度肯定也是很高的。
谁为危机埋单
担保公司直接与企业挂钩,银行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准入门槛不断在提高,无疑是加强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要中小企业为政策收紧去埋单。企业一旦不能继续通过担保公司获得贷款,资金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危机四伏。
担保公司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应运而生,担保机构的市场定位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就是担保公司的市场。监管层的政策所允许担保公司做的,也仅限于架通中小企业与银行间的融资桥梁。因此担保公司与被担保的中小企业之间,亦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联。
随着担保政策的收紧,不仅担保公司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需要担保的企业也在为收紧的政策“埋单”。一则近期在担保业界广为流传的案例是,一家原本经营状况不错的企业,通过数家担保公司的贷款担保,从银行获得了近亿元的贷款,“企业很有想法,获得的贷款都拿来更新设备和做技改,这样就能节省下来不少成本,提高利润率。”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讲述了这则案例,“但是银行突然一下子收紧政策,企业不能继续通过担保公司获得贷款,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资金链条断裂,企业撑不下去了。”
国家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即在企业无法按时偿还贷款的时候,需要由担保公司进行代偿,“银行不管企业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能还贷,要求企业立即还贷,而且只收不贷;企业还不上就找担保公司代偿,甚至走法律程序。”上述业内人士说。
银监会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当前与融资性担保机构有业务合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含分支机构)共计超过了1万家,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9000亿元,贷款户数16.6万户,其中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6894亿元,占融资性担保贷款总额的77.2%。而在东莞方面,市金融工作局的统计显示,全市共有45家融资性担保机构,其中法人机构42家,分支机构3家,截至2011年底,东莞全市担保行业的在保余额达100多亿元,其中大部分是融资性担保。
近年来政策层面的声音是,党和政府的高层多次提及要加大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特别是要更多地关注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去年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会议提出了要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税收,为企业减负,对中小微企业的不良率有容忍度。”王先生认为,这些政策就应该加大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容忍,“因为担保公司是直接与企业挂钩的。”但实际的情况是,目前银行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准入门槛不断在提高,“一方面的确是可以帮助银行加强风险管控,降低经营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无疑是加强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要中小企业为政策去埋单。”
乱象困局求解
造成目前的危机,担保公司自身的不规范,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监管漏洞的存在和银行的放任,也难辞其咎。
最近两年,虽然银监和地方金融部门对担保行业进行了整顿,区分出融资性担保公司和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担保行业和银行之间筑了一道防火墙,但是监管力度还远远不够。从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开始,各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及扶持政策,加强行业监管。2010年3月8日,由国家银监会、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颁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初步确立由七部委监管下的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解决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并授权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属地管理的监管体系。目前,各地融资性担保机构整顿工作已广泛开展,担保行业监管和运作体系正在逐步完善,这将有力推动担保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然而,现行体制有其局限和弊端:一是政府部门多头管理,难以形成统一意见,难以合力解决重大问题;二是地方监管部门有保护主义之嫌;三是行业管理不到位,缺乏行业准则和自律机制,对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仍缺乏明确、规范的指导。
大量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被银行断了奶,只能从社会圈钱和求生,滋生了大量非法募资、放高利贷、甚至行骗的行为,而监管上由于政策不明确,出了问题谁也不愿管,数量庞大的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成了谁也不愿抱的孩子,游离在监管系统之外。而即使是拿了牌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也不乏在银行内部人士的配合下,拐着弯抹着角规避监管,进行违规操作套钱和骗贷的,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担保行业的整顿和规范,迫在眉睫。各类担保公司归谁管,怎么管,急需政府出面,明确权利及义务。
此次危机中,银行的放任也难辞其咎。信贷政策放开时,不少银行的基层信贷人员,尽管明晰其中的不规范和风险,也都抱着侥幸的心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干脆和担保公司一起勾结获利。如果不是银行的放任,市场上何以出现如此多自称和银行有特殊关系的中介结构和人员?而一旦出现问题,银行政策又走向极端,一刀切地全面收紧,使得形势更为紧张。对于金融系统而言,流动性就是血液,如果忽然断了血,再健康的机体也承受不住,何况是不怎么健康的体系。出现了问题,银行也应为自己的审查不慎勇担责任,即使承担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的风险,也应给市场提供缓慢过度的时间,否则,不仅会让大量相关的贷款企业雪上加霜,银行自己也会一起遭大殃。
事实上,成立一家合法合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其门槛并不低。在注册资本金方面,任何地区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都不得低于1亿元,同时还要有符合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合格的从业人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等。
此外根据银监会、人民银行、工信部等7部委统一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出台了严格的监管指标,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
除了要受到严格的监管,担保公司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同样不小。“相关的政策规定,被担保的企业要是还不起银行的贷款,就要由担保公司来代偿;但是在企业经营正常,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担保公司的利润来源就是从担保数额中提取2.5到3个百分点的费用。”某担保业人士表示,担保公司所承受的风险与收益是十分悬殊的,“但又不能从事其他业务。”
作为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银保合作”这一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运用。在担保公司的卖方市场上,由于政策形势变化快、受保企业资质优劣不齐,担保公司须承担大部分风险,而银行得以将风险转移到担保公司身上,独善其身。再加上评估部门高估抵押资产现象严重,以及风险补偿和再担保运行机制不到位等原因的影响,担保公司单方面成为了担保贷款链条中的风险高地。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近日针对与民间信贷关系颇为密切的担保业展开了调查。他的调查结论是:“20%的担保公司出现资金链及经营问题。”黎友焕表示,虽然各地和各担保公司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其调查的担保业相关数据可以反映全国担保行业的现状。黎友焕说:“我国担保行业实际情况相当混乱,尤其是担保公司与中小企业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拍卖行、典当行、评估公司等金融机构联系密切。有些还勾结一起从事高利贷等非法活动。因此各地情况也有所区别,比如温州、鄂尔多斯等民间信贷风行的地区,担保行业风险积累相对较高。我国担保业发展法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担保企业又不自律,不出事才怪。”
对于担保业未来的发展,黎友焕表示:发展担保业务信心强于资金,没有资金可以想其他办法,没有信心则没有业务发展的根基。在当前担保业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时候,信心快速下降,一旦市场信心崩溃,整个担保市场将不可保全。
其次,担保企业对过去的业务应该有所反思,对当前担保市场出现的危机风险应该有所启迪。一方面,应该脚踏实地从事本分工作,杜绝违规犯法;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实力,经营业务,避免好高骛远,陷入风险漩涡。
“这次担保市场风险危机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大浪淘沙,那些实力不济或者经营管理不善的担保公司将会被淘汰出局,但市场洗牌后究竟如何发展就要取决于制度的建设。”黎友焕呼吁,在政策层面监管部门要强势介入消除风险,“一方面,担保市场的混乱有待监管部门及时的监督和管理,消除存在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另一方面,银行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无顾企业生存发展的行为需要有所节制,可以给银行对担保贷款风险权重指引,避免银行一刀切伤及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