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金融的江湖

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又多一个热炒的名词：草根金融。所谓草根，虽然《现代汉语词典》并没有这个词条，但总算是找到了比较满意的解释。“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有人认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顾名思义，草根金融就是植根于金融机构的最底层，是直接面对中小企业、乡村、社区经济服务的金融组织。

　 由于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使得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中小工商业者和农民等“草根阶层”缺乏最有效的资金补给，在这块传统金融机构所不屑的“不毛之地”，草根金融以特有的生命力蓬勃生长。

　  

　 “草根金融”的崛起

　 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如今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任副主任。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一直是“草根金融论”的倡导者。2009年两会期间，他第一次提出了要加快“草根金融”体系建设。而在今年两会上，

　 刘克崮言下的“草根金融”有一个学术性的名词叫城乡基层经济体，这个范畴包含了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广泛分布于城市基层和农村。由于草根经济体分布较分散、缺乏正规财务报表和充足抵押物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刘克崮认为，建立草根金融体系，可以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国民经济急需的行业和环节，有助于疏通基层金融“脉络”，引导“炒作游资”转变为“基层经济发展的有效生产要素”。

　 刘克崮对“草根金融”的信心源自于他看到过的国际上的成功案例。

　 “目前大体有三类，亚洲方面，代表人物是尤努斯和印尼的人民银行，这类主要是通过小组联保来甄别信用。欧洲类的代表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个人信用贷款，通过信贷员走街串户。第三类是美国富国银行的模式，也是阿里巴巴目前的模式。”这些都是刘克崮调研过的案例，因此他信心非常坚定。

　 根据刘克崮的设想,今后的金融领域应该成为“大银行对大企业，中银行对中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微机构对微企业和个人”的格局。

　 而蓬勃兴起的小额贷款公司充分证明了我国小额信贷市场融资需求压抑已久，且总量巨大。据《2010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竞争力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0月，全国各地已设立小额贷款公司2348家，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约1900亿元。贷款余额1620亿元。而这些小额信贷机构绝大多数都是在近两年内才集中涌现出来的。

　 事实上，在国家推行小额信贷业务之前，民间的“草根金融”就已非常盛行，一些地下钱庄和民间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在民间非常活跃，成为维系着“草根”阶层在经营中获取资金的有效渠道。出于民间融资需求所致，这些非法金融活动一直在潜滋暗长，屡禁不止。而“草根金融”的不规范性，以及法律监管层面的缺失，使草根金融一旦出现问题将会为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尽管这些非法的金融组织弊大于利，但它们在一定程度内也起到了弥补金融体系不足的添加剂作用。

　 为能使“草根金融”更加规范化的运作，政策机构早在2004年就开始积极探索，国务院曾就此做出批示，由央行、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和银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召开专门的小额贷款政策落实会议。央行与劳动保障部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推广创业培训及小额信贷的工作模式，同时在13个国家创业培训示范城市启动小额信贷试点。

　 2005年初，央行先行在“四省一区”，即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五个省区开办小额信贷试点，并于2005年底在山西省平遥批准成立两个小额贷款公司。接着银监会集中在内蒙古、四川、青海、甘肃、吉林、湖北等六省区试点三种模式：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组织和贷款公司。

　 直到2008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才真正明确了民间借贷融资的正确方向，也为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开辟了一个合规的渠道。自此小额信贷公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涌现出来，小额信贷业务在国内正方兴未艾。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的一项统计显示，中国民间资本市场目前保持着8000亿元到9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容量，但无法进入正规金融市场。逐利性驱使民间资本流向地下金融交易市场。虽然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所能筹集的资本总额可能占不到1%，但作为标志性的开始，其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方基本上以龙头民企为核心，诸多民营企业通过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方式，使自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向高端服务业靠拢，这本身就有着产业升级转型的典型示范作用。小额贷款公司现在体量非常小，但有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卖牛仔裤的个体户那样，30年后发展成占国民经济50%－60%的GDP由他们创造出来。

　 而在年初由全国工商联举办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也指出，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就是要设计大量的草根金融。他表示，我们鼓励大型企业，他们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以这样一种形式，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把跟他们业务上有联系的小企业，纳入他们担保公司的范畴，来解决小企业的问题。但是我感觉这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最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我们提出的建议是草根企业需要草根的金融，我们国家金融体系的改革方面，应该大力发展。

　 黄孟复称，要大力发展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等，这些小的银行贴近了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大的银行让他贷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好贷，但是小金融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最根本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就是要设计大量的草根金融。

　  

　 中外资金纷纷抢滩

　 银行业界过去曾流传一句话，“不抓批发业务，现在没饭吃；不抓零售业务，将来没饭吃”。而现在，以村镇银行代表的微型金融市场已经成为了中外资金的下一个激烈战场。

　 目前，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由工、农、建、交5家组建并开业的村镇银行有7家：工行2家，农行2家，建行2家，交行1家。中国银行目前在村镇银行领域还是空白。

　 工行虽然去年12月才开始涉足村镇银行，进入较晚，短短一个月内，浙江和重庆相继成立了两家村镇银行。

　 最为雄心勃勃的是建行。其董事长郭树清今年1月13日表示，建设银行正向监管机构积极申报设立一个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村镇银行超过百家。

　 不仅国有大型银行加紧进军微型金融市场，越来越多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也不甘落后。2008年9月12日，民生银行发起的四川彭州民生村镇银行正式开业。2008年12月26日，浦东发展银行发起的四川绵竹浦发村镇银行正式开业，目前，浦发银行已发起成立5家村镇银行。今年1月份又筹划设立资兴、华西、甘井子三家浦发村镇银行。

　 2008年12月10日，北京银行为大股东和发起人的北京市首家村镇银行—北京延庆村镇银行正式开业。此外，黑龙江和浙江等一些城市商业银行也纷纷杀入微型信贷领域。

　 此外，去年12月29日，华夏银行董事会已经同意该行出资1亿元发起设立，北京大兴华夏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而民生银行正在成立“村镇银行集团公司”。

　 一时间，中国微型信贷市场上各路大小诸侯跑马圈地，烽烟四起。

　 而根据中国政府新制定的“十二五”规划，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小额贷款、农村信用市场已经引起了海外金融巨头们的高度关注，他们的反应速度，甚至超过中资银行。

　 汇丰、渣打、花旗等银行都已经成功在中国内地成立了若干家村镇银行。

　 据了解，2007年12月汇丰银行就开始进军村镇银行业务，在湖北随州设立第一家村镇银行。至今汇丰在内地拥有了7家村镇银行，是外资银行在中国农村地区网点最多的，仅次于国家开发银行的7家，也比大多数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拥有的村镇银行要多。而汇丰负责香港和内地业务的执行董事王冬胜也曾透露，汇丰在大约要在中国设立30家左右村镇银行。

　 外资银行发力村镇银行的方式手段各有不同。汇丰银行以密集开辟网点建立村镇银行为主打，花旗则主要以贷款公司的模式为城乡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微型企业提供包括抵押及无抵押贷款在内的多种贷款。

　 当前，大型、中型城市的银行竞争已趋于白热化，利差越来越少，银行亟待开发新的市场。村镇银行绝大部分客户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贷款难的问题。那些在中小企业客户经验积累较多、基础比较好的银行，与村镇银行的客户对接存在明显的竞争优势。

　 据一位资深银行业人士透露，花旗、汇丰、渣打、格莱珉银行、东亚银行、富登公司等境外金融机构，都对中国微型金融市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说，“汇丰和花旗等国际化银行，在很多新兴国家都有成熟的微型信贷经验和完善的管理系统，它们的进入有利于最终在中国微型信贷市场形成充分竞争的格局。”

　  

　 “草根”的瓶颈

　 由法国美信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联合共同投资5500万港元兴建的南充美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是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支持下成立的首家外资小额贷款公司，也是最早成立的小额信贷公司之一。从2007年成立至今，已经增设八个网点。

　 经过近四年的发展，其业务在不断成熟。不过面对国家在政策方面的不足也让李星海感到尴尬。“小额信贷业务有的是针对三农、有的针对中小企业。不同的客户群体做贷款也有很多差异。南充美信主要做三农方面的贷款，由于监管比较严格，且没有做到微贷和中小企业贷款等方面的细分，所以监管层不能差别化对待。”

　 除此之外，身份问题也是小额信贷公司最大的弊病。李星海表示，目前小额信贷机构都不被承认为金融机构，而是被称作“非银行非金融机构”，换成一般企业，这个是存在问题的。从法律上严格来讲，只有拿到金融机构的牌照，才能够从事信贷业务，这是基本的法律界定。但全国小额信贷公司没有一家拿到金融机构的身份，这有很大的潜在风险。“小额信贷公司有经营部分金融业务的权利，却没有金融机构的资格。”在李星海看来，融资过程中，小额贷款公司是以企业的身份从银行获得融资，而不能享有金融机构的待遇、政策和福利。

　 小额贷款公司遭遇的“身份困惑”，同样也体现在税收层面。小额信贷公司是按照一般工商企业纳税。这就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要负担5.56%的营业税及附加，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股东分红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印花税按合同金额征收，对于以短期贷款为主的小贷公司而言，确实增加了不少税务负担。如果再加上租房和员工薪酬等运营成本开支，股东的投资回报率就更低了。小额信贷公司其生存和盈利空间受到挤压的同时，国家不允许跨区域扩张也遏制了小额信贷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在融资渠道方面，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也受到了较大制约。根据人民银行、银监会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其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家金融机构融入的不超过注册资本50%的资金。受访者一致认为，与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相比，0.5倍的杠杆率确实太低。而在融资方式上林锋说，“和普通工商企业相比，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的发行在小额贷款行业看来仍有很多障碍”。

　 村镇银行的发展也存在着同样的瓶颈限制。农业银行的一位负责人坦言，村镇银行经营目前还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汇路不畅。人民银行目前还没有出台关于村镇银行加入大小额支付系统的有关具体规定，导致村镇银行汇路不通畅。村镇银行只能主要靠营销公关来吸引存款，造成存款集中度较高。二是村镇银行还欠缺相关的技术支持。像村镇银行不能加入银联，使得银行卡业务无法开展，给客户支付带来很大不便，导致高端客户流失。三是财税优惠政策未到位。目前村镇银行的营业税3％、所得税为25％，此外，财政对村镇银行发放贷款没有明确规定进行贴息，村镇银行并没有享受到类似农村信用社的许多优惠待遇。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当前制约小额信贷发展的最主要问题是小额信贷组织合法身份问题以及为其开辟资金来源的问题。

　 她表示，小额信贷组织可以是多种多样形式的，既可以将公益性质的小额信贷组织进行公司制改造，把赠款转变为资本金，也可以是有正规金融牌照专门发放小额贷款的机构。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虽获得蓬勃发展，但难以从银行机构获得更多资金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障碍。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开辟资金来源问题，吴晓灵认为，应该扩大小额贷款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的杠杆率，进一步提高资金批发机构的认识。对于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应建立政府引导型的批发资金，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要更多地发挥杠杆作用，政府的财政资金可以作为小额信贷的担保资金，也可以作为贴息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到最需要贷款的地方去；对商业性的小额信贷机构，要提高他们从银行融资的杠杆率，同时加大监管力度，引导其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而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秘书长焦瑾璞也表示，最近几年我国微型金融体系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微型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主要表现在供给主体实现了多层次、多元化发展，城乡微型金融主体数量大幅增加；技术创新有所发展，产品服务逐渐丰富；微型金融监管逐渐发展，央行和银监会等积极探索差异化监管制度，降低准入门槛，改变监管方式。
焦瑾璞同时提出，当前我国微型金融体系具有诸多薄弱环节。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匮乏等问题相对突出，“批发加零售”多层次资金供给体系尚未形成。他建议有关部门应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比例，注册资本与融入资金的比例应从目前的1∶0.5适当提高到1∶1或1∶2。对解决微型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焦瑾璞提出五项建议：一是在微型金融领域加强跨部门协调，成立国务院促进微型金融发展领导小组，统筹管理城乡微型金融。二是完善微型金融统计工作，加强对微型金融客户的经济、金融活动的统计监测。三是建立健全微型金融批发供给体系，一方面要发动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承担批发资金的职能；另一方面要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比。四是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研究支持基层金融发展的税收信贷优惠政策，同时将现有适用于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的优惠政策扩大到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金融机构。五是要完善微型金融监管，探索适用不同类型微型金融主体的差异化监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