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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3

发布日期:2012-12-24      来源:《中国投资•企业导刊》
展望2013
   
   预计2013年,我国的重大经济政策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2013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政策环境不会发生大的变化,2013年下半年一些重大经济政策可能会逐步出台,新的经济发展政策将更加强调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质量和效益上
   文/本刊记者 王勇
   
   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国也不例外。前三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长持续呈下行态势,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难以完成,一方面是因为国际社会环境错综复杂,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内把稳增长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力图保障经济健康稳定运行。
   在12月4日结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各种挑战不能低估。全党全国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充分估计困难和挑战,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
   那么,2013年经济形势会如何?
   
   回首2012
   回首2012年,国际国内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中美两国完成了重大人事调整。美国为刺激经济,推出了QE3,美国经济缓慢复苏。欧洲深陷欧债危机泥潭,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的经济发展思路,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上半年经济持续下滑,二季度GDP下滑到7.6%,进入10月份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有出现拐点的迹象,10月份CPI降低到1.7%,PPI在连降14个月后首次回升,房地产在严厉的调控下,价格得到有效控制,呈现结构性涨跌的局面,温州、鄂尔多斯等房价过高的地区房价明显下降,其他房价比较合理的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明显趋缓。
   从整体来看,2012年为抑制房地产价格以及CPI的过快上涨,国家采取了相对紧缩的信贷政策,导致经济下滑,实体经济资金异常紧张,企业应收账款快速增加,企业之间三角债规模加大,企业互担互保的现象严重,大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非常紧张。中国宏观调控既要控制房价和CPI,又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宏观调控陷入两难选择。
   5月份以来,货币政策开始明显放松。M2增速企稳回升,社会融资总量也大幅增加,然而实体经济新增中长期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回升缓慢。在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和内部结构深刻调整时期,投资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风险厌恶等,投资扩张受到抑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所降低。
   过去10年的房价快速增长,导致大量资源(资金、原材、消费能力)向房地产行业集中,导致我国企业制造业成本(土地、房产、人力资源成本等)快速上升,随着房地产泡沫的不断加大,导致我国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高房价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年初以来, 欧债危机出现反复,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或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对发达国家依赖程度较深,经济收缩步伐明显加快,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大幅下降。我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同步甚至更大幅度的下降。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全球增长贡献的上升,我国经济减速、进口收缩对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明显扩大,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日益凸显。本轮经济回调中,外需萎缩和内需收缩形成恶性循环,经济下行压力比预期更大。
   由于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美国缓慢复苏、欧洲陷入欧债泥潭,日本经济不振,加上钓鱼岛事件,使日本政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日本经济更加艰难。同时,人民币继续升值,导致出口增长幅度连续下滑,2012年实现进出口额增长10%的目标比较艰难。
   新世纪以来,我国商业库存调整呈现比较稳定的规律,库存周期一般持续38至40个月。根据历史经验,本轮去库存应在年中结束。但是,由于本次危机持续期长,加上产能过度扩张以及前两年的高增长,企业对经济增长、物价走势持有过度乐观预期,库存维持在较高水平。当内、外需求同时收缩时,被动去库存幅度偏大、时间偏长,导致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偏低。
   而垄断行业获取垄断利润,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高资金成本、高油价、高运输成本、高通信费用等等,垄断行业利润过高,提高了整个社会和企业的运行成本,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2012年的宏观经济走势总体来看是一个周期回落触底的态势,为什么2012年整个宏观调控出手的力度比预期要弱,是因为各个方面开始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整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内外部经济环境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出现了下移,这样就使得一些收缩性的周期性回落的力量,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里面占主导的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今年将是新世纪以来GDP实际增速与预期目标最接近的一年。在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尤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是在经济持续下行中,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积极化解投资融资平台风险,有效控制通胀,成效显著;二是正确对待经济增速小幅下降,坚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并取得新的进展;三是在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积极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支出大幅增加,对促进消费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策去向何方
   2013年中国经济会实施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组合?2013年经济增长的目标会设定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7.5%还是7%?
   从长期看,改革能改变和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通过资源重新配置,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全要素生产率将会提高,进而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但是短期内,改革与增长经常处于矛盾的状态。因为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动能只能靠政府经济活动扩张,而这会“挤出”私人部门,导致效率下降。过去我们每每遭遇经济下行时,结构改革的宏观政策时常被迫停下来,要进行一些妥协性的调整。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要启动改革,必然要接受短期经济增速的下行。问题是,201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否可能下移至7%?
   对于2013年的政策组合,中国可能存在着两种状态。
   一种是“宽财政、紧货币”的搭配。这里的“财政”,并非指狭义的财政开支,而是泛指政府的经济活动,鉴于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这样定义财政,更全面而科学。如果是“宽财政”,即,政府的经济活动还要扩张的话,短期政策一定难以摆脱增长速度的纠结。货币的“紧”,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政府经济活动的扩张,对私人部门形成挤出,具体表现为:对银行信贷和市场融资的直接占用,增加了私人部门融资的难度和成本,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经济活动大量吸收资源要素,低效企业部门无法出清,导致企业成本(原料成本、劳工成本和融资成本等)居高不下;
   二是中央银行与经济诸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博弈更趋激烈,资金面很难回到相对宽松的状态。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多次表示,通胀压力是长期伴随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趋势,需要客观看待,谨慎防范。在一个相当长的转轨过程中,经济是不对称的,过热倾向可能性大于偏冷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通货膨胀始终是比较大的风险,应该始终放在突出位置来对待。
   另一种状态是“紧财政、宽货币”。
   政府的经济活动收敛,意味着能够接受更低经济增长的目标。政策取向转为抑制诸侯的投资扩张,最直接的政策信号是金融监管开始收紧:开始清理2012年无序扩张状态的影子银行业务。鉴于目前影子银行规模巨大,允许违约事件无序出现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最可能的措施是:总量控制、限制增长、风险排查。抑制规模进一步滚大, 同时, 推动理财资产无可避免的要回表。货币的“ 宽松”,是因为抑制了政府扩张产生的“宽”;是因为资金运转效率提高,产生的“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体会。
   一是由于债务的供给压力开始下降,货币市场利率和理财收益率将摆脱“纠结”继续下行。
   二是从中央银行一直秉持的理念来看,“宽货币”的前提必然是“紧财政”,即政府经济活动的收敛,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宽”。只有低效政府经济活动得到抑制,释放出信贷资源,对私人部门的信贷条件才能实质性改善。
   三是对于高负债经济部门,维持其资金链不致整体崩溃,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央银行必要的政策底线。所以在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的同时,央行或许有必要下调基准贷款利率降低存量债务的财务负担。同时尽快降低存准率,以提高银行可贷资金;提升国营企业与地方政府风险级别,限制其得到新增贷款数量;推行差别化的监管措施,将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给具备正现金流覆盖的项目与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
   四是如果政策开始实质性推动改革,意味着短期财赤上升不可避免:结构性减税、营改增推开后,增值税税率有可能从目前的17%的水平下降2个到3个百分点;维稳的失业补贴等短期都会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减速和财政开支上升。如此,政府有降低财政成本的动机。当然,经济减速,通胀下行本身也在拓展减息的空间。
   “宽财政、紧货币”的搭配,是过去十年我们常见的政策组合,“紧财政、宽货币”则代表着新政、新思维,从一些迹象看,这种政策组合的可能性在上升。
   
   寻找新的增长点
   从经济增长理论看,潜在增长率的前提是所有的生活要素充分使用,也就是假设充分就业。因此,如果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就肯定是充分就业,甚至可能是招工难。2012年1月至9月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已经完成了全年计划新增就业数的114%。这意味着2012年三季度7.4%的经济增速可能还在潜在增速之上。
   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显示,中国的边际资本回报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过去的几年里,下降得格外快。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打鸡血”,谁愿意在报酬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继续投资呢?因此,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投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的。
   从总需求的角度看,2012年实现7.5%的增长其实并不容易,这还是来自于下半年宏观政策对总需求的强力扶持,尤其是基建投资的拉动,经济的自主增长动能(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一直羸弱。
   从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政府之手即使可以暂时换得强劲数字,长期却甚至可能恶化经济结构。如果不能彻底市场化改革,必然陷入进退维谷境地,而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滑,需要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表示,未来经济增长点呈现多元化特点,这需要大量的投资者深入基层寻找商机。他说:“资本市场在我看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主要指的是股市。股市过去一年以来一直是非常低迷,主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信心不足,可能是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们,他们怀疑担心中国经济是不是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国经济是不是未来5-10年将会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迷的增长期,这个问题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股民们是很担心的,这种担心带来了过去一年股市市值和市盈率的下降,这种担心根据我的推测,会逐步在未来几个月或者半年之内,会出现逆转。”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他说:“因为现在的宏观经济数字不断的出来,当前这些数字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增长速度在恢复,企业效益在逐步的改善,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宏观经济和实体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逆转的态势,这个态势加上即将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我想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将会给股民们传达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中国宏观经济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糟,未来若干年也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低迷,这种情况我的判断是股市将会出现一定的逆转。”
   李稻葵还预测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兴奋点,他说:“过去十年兴奋点比较分散,未来十年的兴奋点,我的初步观察相对是多元化,比较分散的,我指的是可能来自于产业升级,很多制造业往高端走,很多服务业在深化,快递、网购和电商,未来十年有可能是城镇化带来一批土地的流转,农村人进入城市,获得了城市的身份,农村的土地要改革,未来城镇现代化交通设置,电子车牌,电子显示,城市智能交通,地铁还要修得更加人性化。”
   在分析了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后,李稻葵认为,未来增长点会比较多元化。这就需要大量的私募股权深入基层寻找商机。“怎么样在多元化的中间寻找商机,可能需要大量的私募股权,这种私募股权深入基层,接地气,反复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投资机遇。”李稻葵说道。
   未来十年的兴奋点呈现多元化特点,李稻葵进一步表示称:“即便是现在说得很多的城镇化这个词也要转换成各种各样的具体兴奋点,才能够转换成个人投资成功的机遇和财富成长的机遇,未来十年可能需要千千万万投资者深入实际,结合科技行业的工程师,结合实体经济的经理,结合年轻人寻找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这个过程中金融是一个核心,金融核心的核心是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
   
   展望2013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调整期,有效的结构调整和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全球性力量尚未形成。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2013年,全球进入新一轮货币宽松期,但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我国总需求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仍然较大。无论是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相比,还是从自身情况来看,我国在“稳增长”方面的政策空间仍然较大。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存款准备金率仍然保持在2 0%的高位,高于1 9 8 5-2 0 1 2年平均值8个百分点左右,而近年来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之所以上升到当前的高位,主要是这项政策工具被赋予了对冲外汇占款等职能,预期2013年对冲压力将明显减轻,存款准备金率仍有较大下降空间;2013年物价水平总体仍将保持相对低位,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基准利率相对较高,存贷款利率也有下降空间。从财政政策来看,2012年我国财政赤字率仅为1.5%左右,同时,我国仍具有一定减税空间,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民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投资缺口较大,财政支出需求也较高,因此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仍然较大。
   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既有中长期增长动力转换的因素,也是在现有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的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平衡,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抑制了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空间的释放。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根本方向,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创新。必须重视短期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在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同时,建议研究在国务院设立综合改革机构,减少部门利益制约,负责研究、拟定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综合改革方案。
   “新非公36条”细则的政策效应将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近年来,结构性减税一直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扶持小微企业的系列减税政策2013年继续有效,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进一步推进将使原征收营业税的企业享受机器设备和物料消耗两者购进增值税税额抵扣,有利于激励民间投资扩张。此外,42个部门的“新非公36条”实施细则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的“玻璃门和弹簧门”,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激发民营企业的创业热情。
   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企业投资信心和能力有待恢复。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税负较高等因素不断侵蚀企业利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六个月负增长,1-7月同比下降2.7%,亏损企业亏损额累计同比增长64.4%,亏损面有所扩大,这不利于企业资金积累。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跌,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2年第2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企业家信心指数为67.5%,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7和8.3个百分点。2013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有望降幅缩小或回升,但产能过剩压制了价格回升幅度,企业家的预期能否得到有效改善,是企业新增投资能否较快增长的关键。
   “去库存化”、“去产能化”任务仍然艰巨。我国工业库存、发电量等主要工业产品累计同比增速连续放缓,但“去库存”过程仍未结束。从反映库存水平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的增长率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第一轮库存调整在2009年8月末达到-0.8%的最低水平,刺激政策出台后在2011年10月末达到24.2%的最高水平。本轮库存调整中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在2012年7月末已经降到12.5%,比2011年10月末下降近一半,但仍高于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更没出现库存下降情况。“去库存化”不彻底,经济回升力量难以积聚。与此同时,多数制造业的“去产能”任务更加繁重,落后生产能力并没有大规模淘汰,市场没有出清之前新一轮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建筑业在经过长期繁荣后的高基数上也难有大幅增长空间。长中短多重经济周期力量交织叠加,决定了企业自主性投资难以出现大幅扩张。
   产业升级短期内仍缺乏新的增长引擎。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峰值,“刘易斯拐点”临近,人口红利开始减弱;随着人口结构趋于老化和储蓄率下降,资本存量增速开始下降。因此,从经济要素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必然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所在。然而,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差距面临再次被拉大的风险。虽然部分企业开始更新节能减排设备和用机器替代劳动力,部分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过程中也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但因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体制激励动力,企业全面的设备更新投资高潮2013年难以出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升级缺乏新的带动力量,企业仍将承受结构调整的阵痛。
   可以预计2013年,我国的重大经济政策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2013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政策环境不会发生大的变化,2013年下半年一些重大经济政策可能会逐步出台,新的经济发展政策将更加强调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质量和效益上,而不是过去的“速度和效益”上。
   从全球经济来看,全球经济不会出现大的改观,全球经济维持低速增长。
   2013年的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2013年下半年我国发展速度取决于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已成为历史,我国经济GDP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将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