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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们为什么要担当社会责任

发布日期:2014-09-01      来源:《企业导刊》 作者:欧阳君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个重大理论突破,这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而言,这当然是一个重大利好。一定程度上讲,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内容之一的“两个毫不动摇”已悄悄转向 “一个毫不动摇”,即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动摇。毫无疑问,作为市场化的天然盟友,民营经济领域将在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获得更大空间,发挥更大作用,享有更高地位。
   
   疲软的企业社会责任
   责任与权利从来就是匹配的,市场化改革让民营经济领域拥有更大的权利,同时也要求民营经济领域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某种意义上,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由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承诺,由于对效率的优先强调,也由于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包办及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普及,相对民营经济领域所享有的权利,民营经济领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实际上相对滞后,至今也仍然相对乏力。这一点在公益慈善上有反映,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估算,2012年,民营企业捐赠总额275.06亿元,占境内企业捐赠的57.98%,占整个社会捐赠总额的33.65%,占到当年我国GDP的0.053%。显而易见,即便乘以2(保守估计,民营经济总量在我国GDP中的份额已接近甚至超过50%),也远低于欧美国家捐赠占GDP的比重——0.5%~2%不等。
   如比对一下另两个与民营经济领域高度相关的社会现象——移民和奢侈品消费,甚至让人感觉民营经济领域在参与公益慈善及承担社会责任上是疲软的。2012年12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数据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如果先富群体一个个都移民了,社会责任从何谈起?2013年10月,科尔尼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仅2%的中国人消费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奢侈品。正是富人群体的消费支撑,按世界奢侈品协会2012年初的报告,中国在2011年即已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为什么不是我国已成为全球公益慈善最发达的国家呢?民营经济领域需要反省和行动。
   
   社会责任问题的源头
   从基本面讲,这是由市场化本身决定的。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民营经济领域的社会责任问题非关其他,而就源自于市场化本身,是市场化所催生所伴生的。这首先表现在民营经济持续成长所依赖的现行市场经济机制确实导致贫富分化及社会鸿沟,亚当•斯密就明确表示过,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这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主切口,即所谓“一边是贫困的积累,一边是财富的积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虽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改良,无奈江山依旧,市场机制在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同时仍一如既往地制造并累积社会分化。以遭遇过“大萧条”的美国为例,2013年9月,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巴黎经济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家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1%的最富有人群在2012年的收入占全民年收入的19%以上,创下1928年也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研究并显示,在收入“金字塔”中居前10%的美国人占有全社会总收入的48.2%。这印证了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一句著名宣言:“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99:1,这就是现行市场经济机制的分化力量!
   市场机制的分化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与转型中也同样大显身手,且看事实:在长达8年的空窗后,国家统计局2013年元月一口气公布了过去10年的基尼系数,其中最近的2010年到201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81、0.477和0.474。按多家第三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甚至超过警戒值0.5。确实今非昔比,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2124、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是0.16。另一方面,据国家工商总局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实有企业1408.31万户。其中私营企业1136.27万户,增长10.76%,注册资本(金)34.23万亿元,增长20.18%。这是翻天覆地的巨变,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近乎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仅19万人。与之相应,富人群体也开始在我国出现并迅速壮大,2013年5月底,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百万富翁家庭数量已达到130万,财富达到1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家庭总数已达到851户,双双居世界第三。不也是基尼系数与超级富豪比翼齐飞吗?
   这应该就是民营经济领域社会责任问题的源头,如果贫富分化是市场机制难以避免并不可克服的,作为市场机制最先的受益者,民营经济领域能否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缓解甚至对治理社会分化的危机,不仅提升自己的道义感和正当性,甚至也推进现代文明的升华呢?反过来讲,如果现行市场经济机制真正是一种均衡机制,不伴生更不催生贫富分化及社会鸿沟,社会本身美满和谐,谁欠谁呢?谁责谁呢?谁更受益,谁当弥补!就是不从责任的角度讲,民营经济领域承担社会责任也在情理之中。从先行国家的现实情况看,包括公益慈善在内的社会责任由来已久,蔚成潮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明确提出要“弥补市场失灵”,而且也明确提到要“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危济困积极作用”,我国民营经济领域参与公益慈善,承担社会责任,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可喜的是,自从2008年成为第一捐赠主体后,民营企业一直保持着作为第一捐赠主体的地位至今。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民营经济领域将因大力承担包括公益慈善在内的社会责任而获得社会加分,进而也能够获得党和政府更大的政治加持,甚至还可能因之而缓和财产“公有”与“私有”的紧张。一个人不管拥有多大的财富,他能够有效控制的财产终究有限,他能够有效消费或享受的财产更是极其有限,财产到一定额度后,自动就是社会财产。尤其是公益慈善,直接让财产打上“公有”的烙印,无疑能够为民营经济领域化解因财产“私有”而带来的伦理与政治焦虑,甚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党和政府对大规模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某种顾虑,从而为民营经济领域生存和发展拓宽政治舞台。从这一意义上讲,民营经济领域大力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在为他人与社会尽责,更是在升华自我,提高自身的道义感与正当性。
   由市场机制导致的社会分化问题及接踵而来的社会责任问题,不仅是我国民营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曾表示:“我们犯了罪,到了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在当前的文明模式下,似乎也看不到别的改善途径,比较可靠的方式就是让市场经济机制最先的受益者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包括公益慈善在内的办法惠及整个社会,尽可能填补社会鸿沟,从而保障社会平衡。可借用老夫子一句话总结民营经济领域的社会责任问题,“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