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高利贷

大耳窿、地下钱庄、放数、放水，这是不同地区对同一现象——高利贷——的不同称呼。

　 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股市有风险，楼市有限购，而高利贷则成为了庞大的民间资本迅速溯取利润的出路之一。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全民“放水”的疯狂。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目前民间借贷呈现三大新特征：一是范围广，已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甚至普通家庭。二是利息高，有的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达到近年来的最高。三是参与者众，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渴等作用下，甚至有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

　 民间金融市场显得空前繁荣，四处找钱的落泊老板众多。一位民间放贷人士透露，50%的年息已属成本过高。50%—100%，甚至更高的利息，到底做什么样的投资生意能顶得住？

　 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慢性病，而在货币政策紧缩的背景下有了急性发作的倾向，经济增速放缓，小企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从而造成不良率的上升，就会导致银行减少对其的贷款，小企业就会面临资金链短缺和生产难以为继，又进一步造成经济的下滑和恶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贷来的疯狂 

　 今年以来，银行收紧银根后，民间借贷进入春天，以高利贷形式存在的民间借贷遍及沿海和内陆，目前，一些地区的高利贷正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地老百姓纷纷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放贷，而当地的中小企业则在高利息下苟延残喘。

　 自古以来，没有人对高利贷有过褒扬。有网民表示：“高利贷的存在就像是毒品，甚至是比毒品还要毒，毒品就他自己一个人死，而借了高利贷一家人都遭殃。”更确切地说，高利贷毁掉的不仅仅是一家人，而是一个个企业。

　 有“抽水”的，就有“放水”的。在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股市有风险，楼市又进不了，俗称“放水”的高利贷成了当下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北京一家小担保公司，1年的净利润可以高达1个多亿。在某些地区，甚至到了全民放水的疯狂。

　 高利贷，正在把中小企业群体逼上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

　 温州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地方，在温州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厅，就可能听到关于民间借贷的话题。大街小巷中，典当行、投资管理公司、担保公司的密度之高实属罕见。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在民间，这些机构被称为“地下钱庄”，也被概称为“担保公司”。2011年，这些机构的数目一直在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在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中称，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该数据来自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抽样调查，从资金借入方和贷出方双向测算并相互验证得出，是指该时点上存续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借贷余额。目前，被列入温州民间借贷交易活跃指数监测的样本，包括近1000家融资中介开设的1300多个银行账户。

　 同时，人行温州中心支行认为，这表明近期该市民间借贷市场处于阶段性活跃期。根据该行去年的调查，当时的民间借贷规模约800亿元。这意味着短短1年间，又有300亿元资金涌入地下金融市场，同比增长近40%！

　 担保公司，原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为了高利贷融资链条里最积极的推动者——负责通过各种渠道凑集资金，再通过各种方式将钱以高利贷出去。巨大的资金需求，最终衍生出一个由银行——大企业集团——高利贷公司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正在以集团化、组织化的发展方式“茁壮成长”。这是一个庞大得无所顾忌的高利贷市场；这是一条几乎无法撼动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中小企业正在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

　 一般情况下，在货币政策不断紧缩的预期下，民间借贷将更加活跃且利率将一路上升。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民间借贷的监测数据已经验证了这个规律。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一路走高，今年1－3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其中3月份的利率水平创历史新高；第一季度利率增长11.91个百分点，涨幅比去年四季度增加8个百分点；5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达24.6%，在经历上月小幅回调后又现高位回升；6月则为24.4%，“利率水平处于阶段性高位”。

　 人行温州中心支行之前完成的第二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显示，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成为精明的温州人眼中“最合算的投资方式”。

　 而据多位有民间借贷经验的人士透露，目前实际民间借贷利率普遍的月息为2分至2分半，折合年利率为24%—30%，就连3分—6分的月息也不算少见。极端情况下月息超过了1毛钱，折合年利率为120%。这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

　 温州市金融办对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一季度末，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占比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个百分点，而民间借贷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分点。

　 在广州，某投资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是拿抵押物作担保贷款，贷款月利率为2.6%－2.8%；若无抵押贷款，月利率为7%－10%。

　 相对而言，北京、天津等地的民间借贷利率低一些。中信建投与亦多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近日对民间金融的调研结果显示，内蒙古乌海部分担保公司目前普遍月利率在3.5%－6%之间，京津地区担保机构月利率在3%－5%之间。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利息高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就属于高利贷，高出的部分将不受法律保护。按照我国现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标准，6个月以内的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年5.85％，其4倍为年利率23.4％。目前民间借贷利率远高于法律规定的4倍标准。

　 央行数据显示，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6．3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44．4%，这意味着所谓银信合作理财、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已经逼近半壁江山。

　 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界人士表示，“这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放的一般都是高利贷，而由于所涉及的企业多，用圈钱运动来描述高利贷对中小企业利润的收割一点不为过。”

　 尽管业内的贷款利率普遍超基准利率4倍，某担保公司人士透露，在合同上利率仍在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以内，额外利息则附加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中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坦言，“我们调研发现，中小企业从银行渠道获得的非抵押贷款利率在15%以上，是大型国企的2至3倍;从民间渠道获得的短期拆借贷款日利率通常达0.2%至0.6%，年化后约为50%至150%!”

　 一个注册资金1亿元的担保公司为例，按照有关规定，可以担保8个亿到10个亿，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将担保的额度降低。1亿元的资本金放着不能动，假设担保一个亿，担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仅为300万；假设担保10个亿，收益最多也仅为3000万，这已经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再减去运营成本，利润空间很有限。

　 而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担保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借钱出去承担的风险几乎相同。

　 业内人士透露，在浙江，一些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也在利用国有资金偷偷放高利贷。“例如，有一家注册资金为9000万的行业性担保公司，就将这笔资金高利贷借给其他担保公司，再由其他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所以，从收益和风险比例来看，没有人会愿意让1亿的资本金睡大觉，钱生钱的游戏其实很简单。

　 这也就是为什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强调，要高度警惕近期网络借贷、民间借贷和小额贷款公司等领域凸显的风险的原因所在。

　 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在调查中发现，我国借贷市场大约可分为六个层次：

　 最低的一层被称为日息或天息，比“驴打滚”还黑。借了以后，哪怕1分钟以后还，也算一天，日息率百分之五，往往只在赌场存在。高利贷市场最早正是在街市的赌档萌芽，那时放钱的俗称“大耳窿”，百分之百黑社会。你要不还，就敢剁你，没有一分钱坏账。这种形式的高利贷不仅一直存在，且日益公开化。

　 第二层， 为“民间钱庄”或曰“地下黑市”。这个市场几乎是半公开的，缺乏监管。借款人一般都很守信誉，坏账率很小。这个市场的传统借贷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中的高风险追逐者。

　 第三层，就是以民间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当铺为代表的游离于体制边缘的“准”借贷市场，它们不是黑市，但经营手法却越来越黑。它的贷款对象主要是超短期的保命贷款或过桥贷款。目前这个市场很活跃，不仅放贷，而且开始变相吸收存款。由于它们有“准”金融许可的牌照，因此更容易成为高利贷市场的金融中介。

　 第四层是信托公司，利用委托贷款模式使高利贷市场“合法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信托产品三方协议”，基本上都是房地产项目。贷款人将物业抵押给银行，由银行发行信托理财产品，并提供担保，然后由信托公司合法地放贷。目前各类信托产品普遍以15%左右的利率吸收存款，发行理财产品，然后以20%以上的利率放贷，如果加上各种手续费，贷款实际利率也将近30%。

　 第五层是信用社和城商行。“这些金融机构抬高了高利贷市场的底线，使得高利贷市场更加公开化。为什么城商行一个普通行长年薪都是几百万？一言以蔽之，利润非常高。我们国家的银行，百分之四十多的都是活期存款，年息只有0.5%，贷款国家基准利率是6.35%，而按照国家规定，信用社和城商行可以以高于基准利率80%左右的价格放贷，因此将完全市场化的利率水平抬高到了年息12%左右，这个利差得有多大！南京一个城商行的行长被抓，牵出100多个县市级的财政局存款。财政存款利息极低，年息0.3%、0.4%就能拿到了。另外他们还可以加名目繁多的手续费。他做初一，那些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就敢做十五，黑市利率就能奔天上去。”何志成说。

　 第六层则是国有股份制银行。这个市场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管制，不敢任意提高利率。但由于国有股份制银行发放个人消费类贷款利率可以上浮20%，再加上担保费、手续费，可以到30%，而国企上浮5%就很困难了。因此它们就采取提高个人贷款比例的方法，来弥补在国企贷款上的亏损。

　 “今年工行、农行这些国有银行的基层行，都在大力推行个人贷款。以前这方面业务做的比例是不高，就占10%左右，今年比例达到30%-40%。这些个人贷款，实际上本质是中小企业贷款，90%的背后都是有企业行为。”

　  

　 被“拯救”的中小企业

　 从逻辑上，这看起来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断上涨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在短期内流向中小企业的资本回报却越来越高——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了，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不超过10%。不符合逻辑，却真实存在。

　 为遏制通胀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央银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

　 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特别是大中型商业银行占据着主导地位，以银行为媒介的间接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一种主要方式。而出于贷款安全性和盈利性的考虑，大中型商业银行盈利的天性就决定了它很难对中小企业融资给予足够的重视。

　 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是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也很难得到贷款。现在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中小企业只好低下头来，把目光投向高利贷——这一并不阳光，却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规市场”。

　 但是，进入高利贷的中小企业，很少能起死回生。去年，山西中阳的企业家任直平出版了一本书叫《高利贷》，封面上写着这句话：“绑架亿万债奴，吃垮无数企业。”

　 越陷越深，正是高利贷的可怕之处，不仅是利息高，还有每月结息的潜规则，任直平算了一笔这样的账:就比如1000万，月息4分的借款，大家都以为每个月40万利息，三年还的是1440万的利息，加上本金是2440万，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第一个月，我还的40万利息，这40万本身又是还要还404%，因为这40万我没有用，就给人家付上利息。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又向别人借了40万，给人家付利息，这40万也有4%付利息，这样一直到36个月，这样利滚利算下来，我真正付出的，整体的利息是5540万，还欠人家1000万本金，也就是说1000万的借款，到三年的时间，变成了6540万的借款。整整比2440万多出了4100万，这4100万就是被利滚利吃掉的。

　 6月23日，广东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张文献在“广东与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合作发展共促转型升级大会”表示，目前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确实有逐渐加重趋势，广东中小企业存在一些资金压力，遇到一些新的困难。“困难包括综合成本上涨较大、流动资金缺口较大，部分企业还出现有订单不敢接的情况。同时，也有部分行业反映，利润在下降，甚至亏损。”

　 据了解，我国约80%以上的玩具企业为“OEM”（代工生产）生产方式。OEM玩具企业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存在因设计缺陷而被动承担责任的风险；同时市场与客户结构单一，利润率及抗风险能力低。据了解，东莞中小企业百元产值平均实现利税5.3元，而玩具行业仅为1.63元，不足行业平均水平的1/3。有国内媒体记者赴东莞实地调查后发现，东莞目前虽未出现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潮，但融资困难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已有苗头，玩具行业尤甚。

　 有数据显示，2011年4月，我国玩具行业累计亏损企业数达261家，占比22.6%。据了解，2008年，珠三角玩具企业总计约8000余家，经济危机后锐减5000家，约为3000家。目前，银行断贷给该行业带来新危机。广发银行东莞厚街支行某客户经理表示：“下半年，东莞可能会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

　 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所生产的打火机占全球市场大约70%的份额，该公司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把打火机打入了国际市场的企业。日前，该公司董事长李中坚在接受采访时却称，目前公司已经处于半停工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停产。

　 日前，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周德文公开表示，目前温州大约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半停工状态。周德文随后表示：“如果外部环境和政策方向在下半年没有发生改变，那下半年半停工的中小企业将会增加20%，40%的中小企业在年底会处于半停工状态。”

　 问及停产原因时，李中坚称，因为公司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无关信用，无关管理，有关的是经营业绩。据悉，今年1至5月份，东方公司的产值达800万，然而在2007年同阶段的产值有2000万，减少了2/3。

　 据温州市经贸局对辖区的855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一季度，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等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大约30%，亏损面达到1/4，利率保持增长的企业有1/3。这些行业平均利润率约为3%，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温州某鞋业公司董事长表示：“一般做实业的企业家，除非迫不得已，不会跟高利贷借钱，因为利润本身就非常微薄，根本无力偿还。除非只是拿来做‘还旧借新’的过桥资金，现在这个需求非常大。”

　 这种情况，专为解决企业在银行贷款到期需续期，但企业自身又没有资金归还，因此必须临时拆借资金，归还老贷款，再贷出新贷款，用以归还临时拆借的资金。

　 由于人民银行贷款管理办法对贷款展期有着原则上不超过原贷款期限一半的规定，商业银行在企业贷款到期后往往要求归还原贷款，才能再贷新款。而当前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存在资金链紧张的问题，随着贷款到期，不得不去资金市场高息拆借资金周转。

　 “企业的苦处在于，可抵押物要留着给银行做新贷款，所以只能拆借短期资金，支付高额利息。而风险在于，银行很可能收回贷款就不发新贷款了，这样就导致很多拆借资金无法偿还的债务纠纷。”上述鞋业公司董事长透露，近来的确有一些中小型制造业老板因无法还钱而跑路，在未来4－6个月中，温州地区的借贷债务纠纷或将大量爆发。

　  

　 宜疏不宜堵的民间借贷

　 一连串与民间借贷相关的负面新闻涌现，引起了社会热议，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民间高利贷的存在并在当前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出现一个高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大量担保公司之所以能挂羊头卖狗肉，通过放“高利贷”牟利，与目前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而民间资本充裕却缺少投资渠道有关。

　 担保行业资深专家张国祥表示，银行业务流程长、环节多，与中小企业“额度小、要得急、频率高、周转快”的信贷需求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对接，这给担保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温州市银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当地银行加大了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中小企业贷款新增207.8亿元，增长8.61%，占全部贷款余额的43.6%。但部分不符合银行信贷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以及对外投资过度、对资金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和部分信用实力较为欠缺的新开工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进行融资，客观上推高了民间借贷利率。

　 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表明，一季度，当地以往贷款满足程度较高的亿元以上规模企业中，49.2%已开始感觉资金面吃紧，而中小企业更普遍感觉贷款难。全国工商联近日的调研也显示：90%以上的受访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小微企业的融资状态更为窘迫。

　 与此同时，银行机构与民间的闲置资金纷纷加入民间借贷大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在股票市场持续低迷、房地产市场被限购的情况下，部分资金通过担保公司、理财产品、信托和民间集资等途径，进入到民间拆借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查表明，有89%的温州家庭(或个人)和56.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当地民间借贷容量达到560亿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民间借贷容易陷入借新还旧、越滚越大的恶性循环，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面临巨额资金无法收回的局面。而在民间利率高企、民间放贷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市场会形成泡沫，只有在利率不断上升的预期下才能保持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

　 这边中小企业嗷嗷待哺，那边大量的民间资本不惜冒险违规借助高利贷平台获益。如何消除阻滞，使“钱流”更顺畅？

　 不可否认，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通过民间融资，的确是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途径。但民间借贷的兴盛，对于正规金融市场肯定会产生冲击，其潜在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不可忽视。

　 当然，对高利贷并不能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打击的同时，也要大胆放开。第一对于涉黑的不规范的、在市场上捣乱秩序的，应该给予严厉打击。对按市场进行经营的，还是以疏导为主，给他们一条路，设定一个框架，有一系列的流程，允许他们从地下转到地上。能不能首先在这些机构中首先实现利率市场化，这方面我们要解放思想。连平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对于民间信贷、包括一些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既要监管，也要让给予合理的发展空间。监管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可以防范风险，但是由此导致的，可能使客观上形成一个效果就是说，它压缩了原来的紧缩时期，本来从正规的银行信息获得不了资金支持的那一部分中小企业的那一部分融资渠道被卡住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些渠道里面，获得不了资金的时候，你怎么在正规体制内要开口，堵斜门，开正门。

　 郭田勇表示，政府机构应该适时转变思维方式，客观区分并理性分析民间金融不同业务的性质，尝试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疏堵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法，以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

　 一方面，政府应该疏通合理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法律上为其正名。此前实施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便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尽管小额贷款公司既不是银行，也不是金融机构，只是货币的服务性企业，但它一方面能为中小企业雪中送炭，另一方面也为大量逐利的民间资本开辟了一条规范的出路。虽然小额信贷公司的成功仍需要在利率、税率、准入门槛等政策制定方面加以修正，但毋庸置疑的是，对民间资本汇聚带来的借贷行为，由不承认到默认、公开承认，再到予以收编，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地方政府面对金融形势的变化主动出手的一种有益尝试。当然，要从实质上促使民间金融“阳光化”，还需加紧筹划、适时推出《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法规体系，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在加强监管、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同时，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促进正当的民间金融活动摆脱灰色金融的身份，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同时，这一举措也有利于将一些不属于违法范畴的灰色金融规范化。事实上，美国、日本也正是通过这种“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的，而非简单地采取打击和取缔的办法。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堵住黑色金融。民间金融良莠不齐，对其中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的部分应加以取缔。民间金融活动反应了市场的资金供给情况，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也属正常，但若演化为高利贷，甚至同黑恶势力勾结，参与洗钱等非法活动则要坚决取缔，绝不能姑息纵容。

　 此外，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对它们的监管。过去我们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而对民间金融则采取置之不理或进行严格管制的态度，没有对其进行合理的管理和监督，从而给民间借贷市场带来较多隐患。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民间金融活跃地区的监测，尽快建立有效的监控系统，尤其是建立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收集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全面掌握民间金融的运行情况，并以此制定适合的政策法规。

　 根据相关法规，小额贷款公司只存不贷，除了自有资金外，只能按不超过资本金50%的比例向银行融资用以放贷，因此规模受到极大限制，现有小额贷款公司往往开业数月即告“断粮”。应当逐步提高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比例，将经营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升格为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村镇银行。

　 放宽民营经济在小型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允许民企开办村镇银行或成为村镇银行的大股东。

　 不妨将现有村镇银行模式推广到县级以上城市，像国外那样成立数量众多、专做小企业贷款的社区银行。

　 此外，银行业自身也应主动转型。“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为7.76万亿元，而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为4.17万亿元，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例继续降低。”巴曙松说，“而目前银行业适应这种多元化融资格局的能力还不强，业务上仍依赖存贷款利差，一旦缺钱就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冲击。”

　 巴曙松建议，银行业应跳出简单的存贷款服务模式，努力为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在整合金融服务中获得收益。“比如，为企业提供PE＋贷款、发债＋担保＋信托计划等一揽子服务，而不是眼睛只盯着不断萎缩的信贷业务。”

　 “下半年由于公开市场到期资金不足上半年的30%，加上中小企业和部分中小银行资金偏紧，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在1—2次为宜；鉴于中美利差已创下近10年来最高、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等因素，加上CPI极可能见顶回落，基准利率水平宜保持基本稳定；考虑到‘实贷实付’制度及其他因素对银行存款创造能力的削弱，公开市场回笼力度宜比上半年略为放缓。”连平建议。

　 大银行天然地倾向于跟大企业打交道，这几乎成了一条市场定律。在美国，资产规模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占比高达96.7%；而资产规模大于500亿美元的银行就只有16.9%。“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做大做强后，也开始渐渐远离中小企业了。”连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