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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近些年才逐渐凸显出来的问题，多发生在一些后发国家，先发国家中较少出现。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都可以认为反映了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升级不成功或无法实现升级的结果。 “亚洲四小龙”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在此过程中，中国香港、新加坡逐步由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转向商贸与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贸易，人均GDP已超过或接近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有技术创新，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仍然扮演的是“生产者”的角色，而非创新与研发驱动的全球领导者，因此人均GDP目前不到美国的一半。基于初始禀赋的不同、全球价值分工定位的不同、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表现，以及数据资料的可得性等因素，我们最终选择韩国作为参照样本，以邻为鉴，学习成功经验，并从另外一重视角审视我国当前的改革方案与社会变迁。 韩国经济的腾飞与强权推进密不可分，强权政府保证了政策制定机构的绝对权威与有效执行，与此同时也非常强调技术官僚的专业性要求。换句话说，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依靠专家，而具体执行则靠军人。在具体执行过程中，7个五年计划保证了政策的重点发力，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有条不紊。 在竞争优势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及时调整宏观政策方向，淘汰落后、加大研发、鼓励创新，同时通过政策倾斜缓解城乡二元矛盾。韩国政府把增加研究开发经费投入看作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依靠，上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33%，远超名义GDP。财政金融政策也全面向创新研发行为倾斜，通过银行低息贷款等传统融资渠道，大力支持民间部门创新研发；通过技术开发金融机构向企业的技术开发提供贷款或者进行投资；通过税收减免等财税措施促进科技创新与引进。同时，通过“新村运动”使得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归根结底，创新研发能力源自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尤其是理工科研究人员的培养。韩国政府长期以来非常重视科技人员培养，并通过各种渠道弥补科技人员的缺口，积极扩大招收理工科院校学生，并加大对高学历人才的培养。截至1995年，自然科学学生占比达56%。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每万人研究人员数目提升近5倍，仅次于美、德等发达国家；其中，工科研究员占比由不足50%提升至接近70%，博士学位占比由19%提升至29%。 韩国政府不仅重视高端人才的培养，而且对中初级教育尤其产业技能的投资也明显加大，将产业技术人员培养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企业内培训技术人员占总技术人员培养比例1994年达到71.7%。 笔者认为，这些宝贵的样本经验，对于中国目前走出经济困境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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