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 全球再上谈判桌
发布日期：2014-09-24 来源：一财网
9月23日，来自120多个国家的领袖参加了2014年联合国气候峰会。这次峰会是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关系到各国2015年能否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何时迎来碳排放峰值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在峰会前夕，中国出台了首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中长期规划，向全世界表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基本立场和实施计划。尽管努力多年，但今年我国完成减排及能耗目标仍面临挑战。不过，挑战的另一面也意味着机遇。
2014年联合国气候峰会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次峰会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召集举行，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专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会议，同时也是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潘基文在开幕式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致力于在2015年达成一项新的气候协议。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明年的巴黎会议之前力主召开的“前锋”会议，昨天，联合国气候领导人峰会在纽约召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
行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9月19日在京表示，当前，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国际社会正致力于在2015年就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化行动达成协议。
同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获国务院批复。针对规划提出的目标，解振华承认，尽管“中国政府有决心、有信心确保2020年之前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但完成上述目标确实有相当大的困难。
中国碳排放峰值年到来？
作为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大国，中国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引起各界对我国“碳排放峰值年”是否提前到来的担忧。
截至发稿，《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拿到的最权威结论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提供的，该实验室认为中国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约为85.6亿吨。
上述实验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领衔。这一最新结论也可以认为是中国高级官方智囊首次公开表述中国碳排放峰值的确切年份。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向本报记者透露：“在今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政府或将公布有关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信息。”
解振华19日也表示：“峰值问题中国政府现在肯定会认真研究，争取尽早宣布。”
他说，依据一般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增长，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会随之增加。但只要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措施，走“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做比较大的调整，还是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跟碳排放脱钩的情况。
2009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与2005年相比，截至2013年，中国碳强度已下降了28.56%，相当于减少了25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不过，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依据7.4%的经济增速，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应该是4%，但实际达到5%；单位GDP能耗原计划3.9%，实际达到4.2%。
此前，多家研究机构曾预计中国碳排放峰值年份为2030年前后，更多的研究机构则表示“无法确定”。
“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在2020年之前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分析称，绝大部分高耗能工业产品产量在2020年之前达到生产峰值，之后开始下降。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有望在2015年前后煤炭消费量陆续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这将促使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在2020年之前即有可能在全国率先达到峰值，为全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奠定基础。
但他同时表示：“今后两年节能降碳的挑战虽然不像‘十一五’的后两年那样艰巨，但不确定性仍然很大，主要因素是城镇化和产业转移。”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称，目前，我国的钢铁、建材以及有色金属、化工产量已经能够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基础设施，以及工业生产的需要。从每年新增的建筑面积、机场、道路、铁道、大坝等看，目前基本已经处于顶峰。
姜克隽认为，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在2050年应该被严格控制在75亿吨以内。同时，随着能源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更多清洁的非化石能源被投入使用，碳排放应该在2025年前后实现峰值，并在此之后实现绝对量减排。
尚未绿色，已经高碳
我国未来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将持续增长，随着国际碳排放空间进一步约束，我国在国际谈判中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去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华沙会议要求各国于2015年上半年向公约秘书处通报自主决定贡献目标，各方期待我国提出更有力度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
本报记者注意到，上述《规划》提出根据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定位来制定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这是不同于以往的政策亮点。
比如，《规划》对优化开发区域提出“确立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而对重点开发区域提出“坚持走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不同要求。
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领域，《规划》也提出了不同要求，比如，2020年，大中城市公交出行分担比率达到30%；铁路单位运输工作量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15%；民用航空单位客货运周转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11%左右。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方面是努力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又在现有技术、标准和传统发展方式上被“高碳锁定”，要想扭转过来，难度极大。
“尚未绿色，已经高碳。”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庄贵阳说。
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扩张走了一条粗放外延式的道路。一方面，城镇化推进重速度、轻质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另一方面，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特征明显，资源配置效率低，城镇化推进的资源环境代价大。
从1992年起，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了生产总量，到2012年，能源缺口已达到2.8亿吨标准煤。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能源总消费量的21.9%。
巨大的能源消费量也导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巨大，2012年的碳排放总量已经达到92.1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6.7%；人均碳排放达到6.82吨，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4.89吨。
此外，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主要的污染源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国的90%，排放的二氧化硫占全国的98%。地级以上287座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2%。
“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一段时期内很难改变。”庄贵阳认为，城镇化的速度不是问题，如何避免被高碳锁定才是关键，只有保持城市适度的规模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
七项价格政策待落实
19日公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被外界称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首个国家专项规划和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规划，也得到了环保、经济界等方面人士的认可。
中国这一《规划》得到了WWF（中国）总干事卢思骋认可，他称“期待中国能够制定碳排放的管控措施”。
创绿中心项目官员郭虹宇也曾表示，国家的公共财政已投向农业、水资源、海洋、气象等气候变化的适应工作，但相对减缓，投向适应领域的资金相对不足，也未得到私营资本的重视。因此，他建议中央财政将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减缓分别纳入到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并加大适应领域的投入资金。同时，降低私营资本进入适应领域的门槛，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适应气候变化的领域中。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部气候变化政策主任喻捷认为，还应当包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以帮助人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和气候灾害的能力。
本报记者从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了解到，发改委等部门已确定7项政策，通过价格改革约束碳排放。这些政策包括加快推进能源资源价格改革；逐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比价关系、煤电价格关系；积极推行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居民阶梯电价、分时电价；全面推进供热计量收费；推进水价改革；完善城市停车收费政策，建立分区域、分时段的差别收费政策；完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等。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去年9月发表的第五次报告坚定地认为气候变化是明确存在的，确定气候变化主因是人类活动，并认为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性事件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气候变化将使上海、广东、江苏等地成为重灾区。”亚行东亚局主任经济学家、《东亚区域气候变化经济分析》主要作者之一薄洋表示，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来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更加频繁的龙卷风袭击，到2050年，中国沿海地区的100多万居民将流离失所，被淹没的大陆面积相当于4个香港岛。
上述报告称，气候变化将造成极端天气不断增多。报告预计，2011~2050年间，中国每年气候防护费用将高达440亿美元，以保护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境内基础设施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