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在兴业银行“私人银行成立十周年暨优秀管理人颁奖盛典”活动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近期经济面对巨大的下行压力，三季度GDP增速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的投资、消费相对疲软。
为什么今年经济会有下行压力？樊纲认为主要有三大因素。
一是疫情原因。“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中国经济很难完全恢复，特别是服务业。”他表示。
二是三季度限电，导致电力、能源短缺。一方面是发电企业不想发电，因为制度问题、体制原因，煤炭价格可以涨，电力价格不涨，多发一度电多亏一笔钱，导致发电站千方百计不发电。另一方面是执行能耗指标的问题，各地有关部门执行松严程度不同，力度和方法在有所调整。“我们确实还要发展，不能冒进，不能过度追求一方面的指标而放弃另一方面，不能由一个指标来决定经济发展。”樊纲称。
三是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樊纲表示，房地产市场不具备系统性风险，但有结构性、企业性的风险。
“如果现在全国的房地产市场都是价格暴涨，或者都是到了一个高位，这时候泡沫要破裂才属于系统性风险。”樊纲认为，中国没有那种大泡沫要破裂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
他表示，中国过去的城镇化政策促使了大城市的人口流入和小城市的人口流出，这种差异导致了结构性的风险。
樊纲表示，2014年以后，大城市人口流入的城市放假暴涨，小城市人口流出的城市卖不出去，2015年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去库存指的不是工业生产的库存，指的就是库存的房子。在小城市卖不出去的房子就会导致整个集团的现金流受到冲击。与此同时，企业性风险主要体现在房企缺乏对市场规律的敬畏之心，用高杠杆到处扩张、投资。
对于最近的共同富裕话题，樊纲表示，中国朝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不会改变，共同富裕最基本的要素是一次分配的共同富裕、共同增长，包括工资收入、资本收入和财富收入。
在他看来，现在中国工作岗位的收入，因为教育水平的不同，差别比较大，特别是因为财富积累不一样、持有不同，导致财富的收入差别很大。
那么，低收入阶层怎样能够开始管理财富，使得财富也能共同增长？樊纲称，应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使劳动收入越来越均等，在工作和财富的收入之间越来越均等。
此外，樊纲表示，二次分配主要是社会保障，使大家享受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减少差异共同富裕，三次分配中慈善的捐助等只起补充性的作用，不能解决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只是可以针对特殊群体。
“怎样在资源的利用、配置过程中体现社会责任？我们对社会、就业、绿色发展、低碳转型的关心，不见得都体现在三次分配拿出慈善捐助，而是从行为，投资行为、生产行为、资源配置来实现对社会的一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