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合格主体，既要面临“优胜劣汰”的残酷市场竞争，也要承受债务的刚性约束，因而在经营中倾向于自发控制杠杆率，审慎加杠杆，避免经营风险过度积聚。虽然这些年我国在国有企业合格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国有企业的自主风险决策机制不断健全，但也要看到，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部分国有企业能够自主经营决策，却不能自主承担风险，导致市场风险债务化、债务软约束。主要表现在：
一是主动加杠杆扩张规模。“做大做强”固然是企业理想经营策略，但“做大”并非就强，还要面临市场竞争考验。经营规模小也不全是坏事，“船小好掉头”。但这些年来“做大”几乎成为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标配”，除了争取“话语权”动因外，“做大”也意味着可支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加，因而主动加杠杆扩张资产规模便顺理成章，客观上也迎合了金融体系融资的所有者偏好。
二是市场竞争引发加杠杆“囚徒困境”。部分国有企业处于竞争性行业，经营状况长期不佳，但市场退出又牵涉较大社会处置成本，影响到地方经济增长。为摆脱市场竞争不利地位，企业都自发选择加杠杆来扩充产能，导致未来行业产能急剧扩张，最终将出现严重过剩，反过来又会显著加重企业经营风险。比如我国汽车行业产能利用率已经连续5年下降，但各汽车制造商产能扩建项目仍在不断推进，有市场预期2020年我国汽车行业产能将明显超过市场销量。
三是僵尸企业经营风险债务化。我国去产能进展缓慢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僵尸企业难以有序退出。应该看到，我国僵尸企业问题从“小”到“大”，从“轻微”到“严重”的演变过程，很大程度上与部分地方政府未及时果断采取退出措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进而导致经营风险债务化，完全依靠银行贷款“借新还旧”来维持企业低效运转、支付工资，债务利息转化为贷款本金，持续推升了企业债务杠杆率。
不难看出，过去相当长时间内，这种市场竞争硬约束和债务软约束的冲突，使得部分国有企业具备内在加杠杆动力，并与产能扩张高度交织，影响到国家整体去产能进程。虽然当前国有企业营业收入负增长，表明产出没有增加，但资产负债规模仍以两位数增长，无论是为在建项目接续举债、“借新还旧”，还是维持企业低效运转，一定程度反映出部分国有企业内在加杠杆动力仍未消除。特别是前段时间有色金属价格短暂上涨，部分地方国有企业又陷入了去产能与增产量的博弈，增加了国家去产能任务的复杂性。从根本上说，只有将国有企业真正培育成合格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防止企业经营风险外溢，并演化为社会成本，才有可能真正抑制企业加杠杆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