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深圳原市长李子彬，谈深圳的“二次创业”

他说，深圳的第二次创业，对政府执政水平和组织管理经济社会能力提出严峻考验。深圳最早提出简政放权，率先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探索打造廉洁高效政府，其中不少举措开创了我国改革的先河，早于全国大多数城市十几年时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三来一补”等低端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199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二次创业”，由“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向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产业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初步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到2010年，把深圳建设成现代化国际性城市。

这次转型，为深圳崛起奠定了基础。转型成功的背后，是深圳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政府转变职能，大刀阔斧推动自身改革，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政府进行大胆探索。

近日，深圳原市长李子彬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回忆这段“刀口向内”的政府改革历程。他说，深圳的第二次创业，对政府执政水平和组织管理经济社会能力提出严峻考验。深圳最早提出简政放权，率先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探索打造廉洁高效政府，其中不少举措开创了我国改革的先河，早于全国大多数城市十几年时间。

李子彬出生于1940年，1991年12月任原化学工业部副部长，1994年11月出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次年5月任深圳市长，2000年他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2006年，李子彬退休后，创办了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谈履新市长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50天调研对五个方面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及今后施政的重点”

新京报：你履新深圳市长时，是如何打开局面的？

李子彬：1994年11月5日，我从北京到深圳报到。从机场到迎宾馆的路上，马路两侧一片片厂房鳞次栉比，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工地。从化工部副部长到深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长，级别没有变化，面对的却是新的工作、新的挑战，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担负更重的责任。

到深圳上班后，前50天，我基本上按照中央领导指示，集中力量进行调研，熟悉情况、了解干部。除了参加市委常委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以外，我很少应酬。哪怕中央领导、外省市领导来，一般都是市里其他领导去陪同。我用近两个月时间，到龙岗、宝安、罗湖、福田、南山五个区，市政府三十多个部门，以及重点单位，如盐田港、深圳机场、大亚湾核电站等单位，进行深入调研，了解情况，熟悉干部。

1995年1月1日，我向时任省委书记专程汇报。汇报了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绩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我根据调研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了今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思路，针对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及今后施政的重点，得到省委书记充分肯定和坚定的支持。

新京报：机关作风存在哪些具体问题？

李子彬：深圳特区创业时期，党政机关以办事效率高、服务质量好闻名，机关人员精干、纪律严明、作风清廉是深圳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但随着深圳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党政机关日益膨胀，机关作风开始蜕化,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的观念淡漠了，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滋生。

经济特区成立初期的那种高效率没有了，机关干部干劲十足、工作夜以继日、办公大楼晚上灯火通明的火热场景已经很少见。不少外商和老百姓反映我们的机关效率不高，办事环节多、周期比较长，某些部门和公务员“吃、拿、卡、要”，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内地还严重。

据说，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都要拎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小礼品，递交材料的同时送上小礼品，以求事情办得顺利、办得快。少数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已经让市民和企业感到厌恶。北京一些部委和国内一些省、市对此也有议论。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影响经济建设和外商及内地企业来深圳投资的热情，甚至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新京报：作为市长，看到这些问题着急吗？

李子彬：我很着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的企盼，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自特区建立伊始，深圳就积极探索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但距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深圳的第二次创业，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宏伟目标，起点更高，难度更大，政府执政水平和组织管理经济社会能力面临着严峻考验。我决定从改革和制度建设入手，以整顿机关作风，整治“三乱”，改革政府审批制度，全面实施土地使用权公开招标、拍卖，建立有形建筑市场，改革政府采购制度为突破口，标本兼治，铲除产生消极腐败的土壤。

实际上，深圳这些打造廉洁高效政府的探索和实践，其中不少重大举措开创了我国改革的先河。

任深圳市长时的李子彬

谈整顿机关作风

“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打造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机关建设的突破口” 

新京报：为整顿机关作风，提出了哪些举措？

李子彬：加强机关建设是深圳第二次创业的基础性工作，整顿机关作风刻不容缓。在1995年5月召开的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市长。6月8日，在本届市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我提出要大力整顿机关作风，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

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打造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机关建设的突破口。1995年10月9日，市政府整顿机关作风的“22条”措施——《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机关建设的若干规定》正式出台。“22条”打破了公务员的“铁饭碗”：突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在公务员三档考评标准“优秀”“称职”“不称职”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档“基本称职”。1996年初，市政府辞退了上一年度考评中被评为“不称职”的34名公务员；105名被评为“基本称职”的公务员到深圳行政学院离岗培训3个月。

“22条”全面推行岗位轮换制度。1996年上半年，市政府36个正局级单位中，正处级干部岗位交流比例达到53.6%，副处级干部岗位交流比例为41.4%。实行严格的岗位轮换制度，对保障公务员特别是一些在“敏感”岗位上的公务员的廉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2条”力度之大，国内少见，在公务员队伍中引起很大震动。政府部门工作作风转变的效果显著。

从1998年12月开始，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整顿机关作风，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查摆问题。在半年的时间里，全市81个党政机关共自查出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1145个，听取企业和群众意见、建议1488项，各机关针对突出问题提出整改措施990条。

谈整治“三乱”

“‘三乱’问题严重，企业不堪重负，坚决整治‘三乱’是改善特区投资软环境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新京报：任市长时，你为改善投资环境在全国率先整治“三乱”，可否详细介绍？

李子彬：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是深圳实现第二次创业目标的“绊脚石”，企业和群众对此不正之风反映强烈。

1995年8月3日，我在本届市政府第一次全会上向政府成员通报了一组“三乱”数字：到 1994 年末，全市共有行政事业收费部门和收费单位1055个，收费项目1842项，收费人民币17.7亿元、港币18.7亿元，收费总额相当于当年税收总额的一半。制止乱收费不是政府什么费都不收，有些收费是合理的。问题是某些部门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有的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三乱”问题严重，企业不堪重负，坚决整治“三乱”是改善特区投资软环境的一项根本性任务。

整治“三乱”的重要措施是实行“两证一簿”制度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给每个企业发一本收费登记簿，上面列明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没有的项目不准收费；收费单位要出示收费员证、收费单位许可证；实行“票款分离”，收费委托银行代收，统一进到市财政局账户，取消了“收费”按比例返还，与收费单位完全脱钩；收取的费用全部上缴财政，政府机关所需经费由财政统一划拨。此外，对一些编制内没有但又确实需要的人员，市、区、镇三级财政做预算时，实事求是地把经费安排进去，打开了“正门”自然就堵住了乱收费的“邪门”。

1995年下半年到1996年末，市政府大力整治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着力开展了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重点整治公路、供水、供电、邮电部门的“三乱”问题，清理中小学乱收费，纠治向企业、农民乱摊派、乱收费、乱拉赞助的不正之风。市政府颁布了《制止和纠正行政事业部门、单位非法收费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对各种不正之风的处理规定和量纪标准，完善各种办事程序，充分体现了防范功能。由于刹住了“三乱”之风，广大企业拍手称快，显著地改善了深圳市投资环境。

谈率先进行审批制度改革

“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伊始，遇到重重阻力，核心问题是触动了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

新京报：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是怎样的背景？

李子彬：1995年，深圳进入第二次创业阶段。按照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市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真正到位，突出表现在，政府部门的审批仍然过多、过滥，审批行为不规范。企业普遍反映，近一两年来，虽然机关工作作风有所改善，但政府部门的审批事项却没怎么减少，反而有不断增多、不断强化的趋势。不少职能部门只重审批、抓权力，不抓大事，忽视对全市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不少部门表面上看起来忙忙碌碌，但该管的事情实际上没管好。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深圳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也影响了政府部门的高效运作和公正廉洁。

深圳行政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1997年初，市委市政府在国内率先启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找到了切入点和突破口。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中，1997年3月6日，市政府成立“改革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调研小组”，由常务副市长李德成任调研小组组长。经过半年时间，基本摸清了情况，全市共有审批事项737项，核准事项371项。审批制度存在五大弊端。

1997年12月，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我担任组长，李容根、李德成同志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体改办，由张思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在半年多时间调研的基础上，市政府起草了《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在制订《实施方案》时，我定下这次改革的四个原则：不能因为审批制度改革而弱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能够由市场调节的，坚决放开；对于保留的审批及核准事项，依法进行规范；加强审批行为的监督及审批后执行情况的监管。

改革后，审批事项由原有的737项减少到310项，减幅57.8%；核准事项由原来的371项减少到321项，减幅为13.7%。

1997年12月17日，《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请市委常委会议审议，获原则通过；1998年1月25日，市委市政府正式颁布实施该方案。

通过审批制度改革，使政府部门从繁忙的审批业务中解脱出来，转到依法加强宏观调控，制定市场规则，实施监督管理，加强为企业和市民服务上来，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规范运作。

新京报：这项工作阻力大吗？

李子彬：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自己革自己的命，是对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一场变革，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其他方面的改革。

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伊始，遇到重重阻力，核心问题是触动了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一些部门有种种顾虑，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点：一是担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在深圳建立，法律还不完善，如果减少审批会削弱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二是担心取消、减少审批权，会减弱或取消了本部门的行政决策权；三是担心取消审批权会导致本部门管理职能减少，在即将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机构和人员有可能被精简、撤并。

市政府各部门通过清理自查，上报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保留的审批和核准事项达1100项，涉及作为审批依据的各类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有2360多项，最多的一项审批涉及9个文件。改革办公室的同志要加班加点一篇篇查，一字字地看。改革办公室确定或取消的任何一项审批项目，都要逐一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为此改革办公室在几个月时间里与各有关部门开过87个协调会。其中最多的一个部门协调了6次。

审批制度改革界定了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任务、地位和作用，明确了政府应该管什么、怎么管，使政府从日常繁多的审批事务中解放出来，依法抓大事，抓宏观管理，强化了为企业和群众的服务，提高了办事效率。这对深圳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改善投资环境，推动建设廉洁高效政府，有着重要的意义。

深圳的这项改革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深圳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正式公布实施后，全国有23个省、自治区、市来深圳了解情况，有些兄弟省市着手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深圳继续发挥了经济特区的示范作用。

任深圳市长时的李子彬

谈特区40年感悟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新京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你最想说些什么？

李子彬：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面对深圳的崛起，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感悟良多。深圳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的拓荒牛精神，敢为人先，敢闯敢试，大胆改革，加快开放，艰苦奋斗，率先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最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往事历历在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与全市人民一起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岁月，成为我一生中的重要经历，成为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回顾深圳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可以自豪地说，深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范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印证。深圳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新京报：去年中央提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你有哪些期待？

李子彬：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两大国家发展战略，深圳的改革开放进入“五位一体”发展的新时代，开启了打造国际标杆城市的新征程。因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深圳经济特区要将改革、开放、创新的旗帜举得更高，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城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