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去客套话，每名代表发言三分钟左右，直奔主题。”9月25日下午，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孙景淼给参加政协委员新经济“会客厅”的MCN和主播代表们开门见山地说。
“山东省某市提供4万平方米商场，免租金使用15年。”谦寻(杭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黄韬说，现在省外招引“网红”直播机构和主播的政策力度非常大。
来自杭州遥望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汪文辉等业界大咖介绍了一组数据说，在一年前，国内前100名“网红”主播，至少有80名在杭州。今年国内前100名“网红”主播，在杭州的不到三分之一，好些知名主播都被上海、深圳、武汉等市“挖走”。
同时，“网红”直播经济能不能做得长久，主播诚信问题等。汪文辉介绍，社会上还不时有直播经济的负面声音。
对此，浙商总会互联网委员会秘书长刘建斌剖析，“网红”直播经济的头部效应非常明显，一是头部“网红”主播的客位费非常高，普通主播的客位费低；二是头部“网红”主播的收入非常高，底部的主播收入可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近几年才兴起的直播经济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赋能新零售方面发挥了大的潜能。浙江省政协委员、新经济“会客厅”牵头委员田宁援引商务部监测的数据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超1000万场，活跃主播数超40万，观看人次超500亿，上架商品数超2000万。80%以上为85后、90后，当然一些50后、60后大爷大妈们也毫不逊色，通过直播实现自我价值。直播卖的不光是吃喝玩乐的东西，而且包括汽车、房子等。
作为一种新经济，“网红”直播经济与传统模式有什么本质不同？浙江树人大学教务处处长、杭州市拱墅区政协委员夏晴用大白话介绍说，把原来商家站在街上招揽顾客的方式，搬到网上吸引更多的顾客和流量规模，其分配客流量的方式、方法和动力发生变化，与传统的模式有本质上的不一样，为全新的平台方、品牌方、产业链和供应链，让消费者从对品牌和货物的信任转换为对主播人的信任，主播营销其实质上担当了一种背书与意见领袖的角色。
夏晴认为，国内直播经济正处于“野蛮式”成长阶段，直播者鱼龙混杂，MCN机构数据造假或者数字泡沫，全网最低价是否陷入价格战，假冒伪劣产品问题，缺乏对“网红”主播及直播行业的规范，甚至出现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现象，需要营造公平、有序、规范、合法的经营环境。
“不管喜欢不喜欢，‘网红’直播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双创’模式已经呼啸而来，社会在满腔热情地拥抱它，去规范它。”浙江省政协委员何玲玲说，政协履职尽责围绕新事物讨论有着积极意义，直播行业如何规范，主播人才如何培养茁壮成长，体制内如何认可这类人才，直播经济不单是卖货物，而是涉及产、供、销非常长的产业链，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上游生产什么样的品种，才能满足创造创新的需求。浙江作为全国直播经济先发地区，如何重构优势等，值得社会各界深入思考和探索。
据浙江省委网信办副主任许晴介绍，“网红”直播经济是近年来萌生的一个社会经济新事物、就业新职业、发展新模式，由萌发走向爆发，由模糊走向清晰。一些直播机构主动向网信等部门“求监管”。但是，许晴在发言中建议，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不能乱监管，否则会扼杀创新和创造力。
许晴举例说，去年浙江省舟山市的梭子蟹卖不掉，10元/500克一盆盆地吃。今年直播卖货渔船还没靠岸梭子蟹就卖光了，50元/500克，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方吃，价格翻倍渔民增收了。许晴说：“看到这种现象，我是满意的。”
“直播的第一要素是人，6月28日互联网营销师新职业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广大‘网红’主播迎来健康规范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直播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吴月凌说。快手公关部负责人朱肖璐介绍，快手今年9月初与金华市达成战略合作，打造浙江省首个产业“网红”示范基地，并总结试点经验。杭州有综合实力的优势能留住直播人才。
许晴建议，首先是各级政府要主动拥抱和发展新经济，规范“网红”词语和机构人才培养、培训。其次是规范完善法规制度，走向长效手段、行业自律自助机制、自我提升和新人培育支持。此外，就是主播和MCN机构要有愿景和情怀，从跑“流量”卖货物向做利他利己的事业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