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呈明显下行趋势。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金融应该发挥哪些重要作用？金融业如何迎接新挑战，抓住新机遇，以高质量发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资源配置格局转型，金融信号要“明确”
记者：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金融如何发挥作用？
李扬：用金融的眼光看，发展格局的转型实际上是资源配置格局的转型。在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安排中，我们要更多地利用国内的资源。
金融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传统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机制是“钱跟物走”；在市场经济下，配置机制变为“物跟钱走”。这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的含义。血脉通，增长才顺畅。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
资源配置需要有准确灵敏的信号。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是“三率”，即人民币汇率、利率、国债收益率。进一步推进“三率”的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适配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汇率决定的是资源和市场在国内外配置的比较优势，关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应当说，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当下汇率的波动基本上反映了资源在国内和国外之间配置的比较优势，今后还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并进一步完善。
利率的水平及结构，决定了在国内哪些地区、哪些部门、哪些机构应当优先使用资金。近年来，金融改革深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也取得较大进展。如，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对贷款优惠利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资金使用者和提供者获得更加准确的信号，以明确资金配置方向。目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在进行中。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还不够完善，有效的利率体系尚待形成。
国债收益率曲线则涉及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国债收益率曲线描述的是某一时点上一组上市交易的国债收益率和其所余期限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构成了全部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目前，我国国债的发行数量和种类还不够充足，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仍然分割，市场流动性不强，使得我国尚未形成有效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又一重要任务，其关键是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密切配合与合作。
三方面深化改革，夯实“双循环”的金融基础
记者：从金融改革的角度看，要从哪些方面着力深化改革，来夯实“双循环”的金融基础？
李扬：金融改革涉及领域很多，仅从最重要的方面进行讨论，资金流动的载体有三，一是机构，二是市场，三是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机构迅速发展。按资产总量计算，2008年我国资产总额达82万亿元，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到了2019年，已达387万亿元，接近美国的60%。然而，中国金融机构体系中，商业银行的比重太高，而商业银行是风险厌恶型金融机构。技术上说，能够从事风险投资活动的机构主要是基金、证券、VC、PE、租赁、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我国此类机构占比很低，规模不及美国的30%。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体系，尚无足够动力支持有一定风险的调整资源配置的经济活动。
中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另一类问题是保险和养老金发展不足，其规模仅及美国的10%。此类机构发展不足，将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这两类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果得不到充分发展，将很难克服我国资本市场由散户主导的不利局面。
资金流动的第二个载体是市场，主要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转型要向更加有效、更具创新性、更加绿色的方向发展，需要通过资本市场中的投资交易活动来甄别发展方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中传统企业多、工业企业多、中等企业多，而美国是创新型企业多、高新科技企业多、大企业多。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与上市的审批制有关。审批制偏好重资产，关注企业历史表现和过去的盈利状况。而高新科技企业初期大多是轻资产，利润大都不高甚至没有利润，而且此类企业的投入中知识产权占比较高，较难上市。
可喜的是，这种局面正在得到改善。近年来我国注册制改革成效初显。科创板作为增量改革试点，率先实行注册制，总结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在创业板的“存量+增量”注册制改革中初现端倪，主板也可借鉴。一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包容度显著提升，企业上市周期大幅缩短，可预期性明显增强，市场各方评价总体较为积极。
最后是产品。金融改革要进一步深化，丰富产品是必要的一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总之，抓住机构、市场和产品这三个关键环节下功夫，“双循环”的金融基础就夯实了。
防范金融风险，用好金融科技
记者：中央提出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其中就包括“稳金融”。当前“稳金融”有哪些问题要重点解决？如何做好金融防风险？
李扬：稳金融，既涉及金融自身的稳定，同时也涉及金融作为一种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助力实现其他的“稳”和其他的“保”。因此“稳金融”是个综合性任务。
现在全球央行都在“放水”，很多国家把防范风险置于政策优先顺序的末端。但我国始终绷紧风险管理的弦，依然保持战略定力和正常的货币政策框架，防止风险过度积累。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都比较严峻，宏观调控尤其需要下好先手棋。目前来说，我国的货币政策基本做到了这一点。不过，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我们要抓住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两个支点，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为此，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来全面改造传统金融业，即大力发展金融科技。
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从“两头在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换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要让这个转换有效率，一方面要支持高新科技全面产业化，另一方面金融业自身也要用高新科技来改造。目前，金融科技运用到银行贷款领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破解了小微企业贷款难困局。
但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较，我们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最近比较了中、美、英等国的金融科技发展状况发现，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存在三大动力，即市场拉动、技术驱动和制度保障。研究发现，美国几乎是所有新金融科技的发源地，英国则是运用金融科技制度保障最完善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明显的市场拉动。如果我们不能在金融科技的技术开发上奋起直追，不能在投资者保护等关键环节上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金融科技发展迟早会遇到技术瓶颈和制度瓶颈，导致丧失市场优势。因此，用金融科技手段全面转换和改造金融和实体经济特别重要。
此外，还要继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在进行中美金融实力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不仅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还包括制度安排，如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信息服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过去我们只关注有形金融基础设施，忽略了无形金融基础设施，在这方面差距更大，需要更加重视，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