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证监会核发今年第21批新股，发行数量为8家，募资额不超过25亿元。数量和募资额均较上周有所回升，不过仍然低于早前每周10家的发行节奏。
中金公司分析指出，每周8家左右的发行节奏或成“新常态”，今年全年新股发行家数或在400家左右。前提是二级市场不出现大的波动，今年2月初监管层曾表态“在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基础上的新股常态化发行”，年初至今新股已经发行222家。
统计今年新股发行数据，最初的18批发行数量均达到10家，4月至5月二级市场发生了大幅调整，证监会随即放缓IPO，第19批数量降低至7家，募资金额下降至23亿元，第20批进一步降低至4家15亿元。
IPO速度调整的同时，专家学者展开了激烈争论，韩志国、李迅雷、高善文等数十位大咖加入论战。赞同派认为IPO抽血、配套机制仍不完善，反对派的观点则是融资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IPO和二级市场走势没有必然关系。
6月12日，上证指数收报3139.88点，跌0.59%，四连阳止步于此。不过，6月9日，证监会如期核发了最新一期IPO批文。这一夜，有些人松了口气，因为IPO节奏依然如约而至。但其背后的一场涉及IPO常态化的舆论对碰却仍在继续。
从5月22日，韩志国发表叫停新股发行的言论以来，这场舆论对碰已经动员资本市场方方面面，直到6月12日，这场论战已经持续了22天。
论战22天
如果将时间线抛回到一个月前，可以回溯这场关于发行常态化的论战升级过程。
5月22日，韩志国发表微博指出，建议叫停新股发行。获得部分支持的同时，也有分析认为他的逻辑似乎简单而有些许粗暴——狂发新股、冲击市场、无所适从。
随之，资本市场的各方陆续加入这场讨论中。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借用了近期的热门词汇“名利场”为由头，旗帜鲜明地说“暂停发行可以救市的证据并不清晰”、“逻辑也存在许多明显的漏洞”，“停发新股的做法是很不可取的”。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加入到这个阵营中，他说“抵制A股扩容会导致很多大市值、高成长的公司只能选择在境外上市”，他认为暂停并不能改变命运。
此后，多位专家、学者、投行都加入了这场论战当中，直到6月12日，这种争论已经延续了22天。
两派的立场非常清晰，暂停派认为IPO抽血、配套机制仍不完善；而坚定派则可以概括为两个核心-IPO不应与股指上扬简单对立、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需要融资发展。
如果将视线抛得更远一些，历史上每次的IPO暂停键似乎都在类似的暂停舆论声中按下。IPO是否要为股指下跌负责？IPO对实体经济意味着什么？在这场论战的第22天，市场仍然需要找到两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这从数据中很容易找到解答。
历史上，新股发行因二级市场低迷而9次暂停，但每次IPO暂停后，市场并未转向扶摇直上。接受采访的市场人士表示，决定二级市场价格的因素多种多样，在数次新股发行改革后，如今采用信用申购新股制度更是不应背负二级市场下滑导火索的沉重包袱。
第二个问题则没有那么具象，在论战升级之后，从实体企业到投行、再到创投也开始在加入讨论。
6月12日，一位北京地区大型券商投行部的保代表示：“目前IPO的排队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新兴行业的优秀代表，是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可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将对市场的公司结构有很大改善。IPO的常态化可以有效地化解IPO堰塞湖，提高这些企业的融资效率。”
正如该人士所言，新市场新环境下，IPO发审常态化不断支持新经济的企业上市，如前段时间过会的基因测序公司华大基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增量改存量的局面，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2016年，通过IPO登陆上交所的103家新上市公司中，所属战略新兴产业的比例达33%，截至2016年底，沪市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整体占比已接近30%。
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晰，IPO是市场资源再配置的核心抓手，通过IPO这个过程，资金将有效配置到实体经济中有需要的优质企业中。
曾担任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的中阅资本总经理孙剑波便指出：“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帮助就在于资金要流入实体的企业。”
“IPO作为一种直接融资方式，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是有帮助的，通过股市来融资，比如创业板上的企业都是新兴产业，IPO的明显增长对PE、风投、天使投资整个产业链来说是有帮助的，而这些融资渠道主要是帮助小企业、新兴产业的发展。” 6月12日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政策与市场
论战延续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关于政策制定与市场效果的讨论。IPO发行作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应该意在长远，政策若总是进行短期调整，会导致机构、企业行为的短期化、短视化。
从企业上市规划来看，资本市场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必经阶段，企业能否在其重要阶段获得一笔融资支持，稳定的资本市场节奏则是至关重要因素。
从2013年开始，IPO经历了两次“关闸”，一次是2013年全年，一次在2015年有短暂的暂停。
这对于企业的发展规划来说，或是一种伤害。“当年有些拟上市企业的募投项目急于开展，只能提前把公司自有资金拿来投入或者是另寻其他融资渠道，否则错过行业时机。有的企业对资金需求较大，前期排队时间太久造成资金紧张，公司在上市后一两年内必须迅速进行第二轮融资。”6月12日，华南一家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据统计，2014年上市共有125家企业，其中有21家企业在次年进行定增，占比16.8%；2015年则有223家企业上市，其中共有43家企业在次年进行定增融资，占比19.28%。
创投机构亦有相似的想法，6月12日一家深圳的创投机构人士向记者呼吁，企业和创投需要政策的长期性。
“我们作为投资机构最大的诉求是，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盈利门槛、信息披露等要求从严，我们都能适应，但是我们会很难接受IPO发行节奏任意暂停。这会让整个创投行业跟着政策变动不断调适节奏，进而带来高昂的适应成本。”
他进一步表示，基础性制度需要长期的规划。“这样投资机构与企业才能根据政策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而不是总在被动位置。”
一个华中地区的券商投行人士亦有相似的表示，一个稳定的政策预期是需要的。“从2013年开始投行在业务结构上进行了多轮调整，比如有的以并购重组为重心；或是发力定增业务；而目前大家以IPO为主。投行的变化是因为‘看天吃饭’，这就导致投行业务在规划和战略的不连续性，做项目时表现出短视。”
从IPO应不应该停，到政策与市场的关系，这场论战预计仍将延续，而这一次的结果如何，整个市场都在屏息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