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运行平稳效益初显
APEC期间，我国正式承诺在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此前，我国曾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碳排放国，2013年我国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7.7%，比排名第二的美国高出近一倍。国家发改委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副主任柴麒敏指出，如2030年碳排放要达峰值，一般要求煤炭消费在2020年前就率先达峰。国家在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量的控制要继续加强，才能保证2030年前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
配额交易是各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手段。为实现以市场化手段控制碳排放量，从2013年开始，我国先后在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重庆等7地启动碳交易试点。重庆市发改委资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处副处长梁波说，碳排放权交易旨在实现“排放有成本、超标需购买、减排能获利”。
据了解，目前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等前5个试点已经历首个配额清缴的“履约期”，绝大部分控排企业都已完成履约。其中上海企业履约率为100%，北京415家控排企业中有12家单位未履约，深圳635家控排企业中有4家未履约，天津和广东分别只有4家和2家企业未履约。
引入碳排放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节能减排的实现。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副总裁葛兴安说，深圳过去一年的试点中，超过一半企业配额富裕，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试点期间，深圳市635家工业企业碳排放量较2010年下降11%，但工业增加值增长29%，万元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率达到23%，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了碳排放总量增长。
各地试点凸显多重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在各地的试点中，同样暴露了多重问题。
首先，市场活跃度普遍不足，难以形成有效定价。据了解，在上线首日成交2万吨后，深圳碳交易平台连续近两个月无交易，2013年半年的总成交额不过1300万元；北京碳市场运行第一个月，线上交易仅成交13万多元。这种开市之后不久便没有交易或交易断断续续的情况在各个试点普遍存在。葛兴安说，碳交易是市场机制，核心是定价。而有效价格的产生基于较高的的流动性，市场活跃度不足是当前碳交易市场面临最大的问题。
其次，政府经验不足，对企业指导不够。据了解，除上海和深圳按原定履约期履约完毕，北京、广东、天津三地均因准备不足等原因对履约期进行推迟；随着履约期临近，各地原本并不活跃的碳市场交易才突然激增。葛兴安说，深圳许多企业负责人没把碳排放配额当回事，在还有2周就到履约日的情况下，仍有近半企业未主动履约。最后还剩几天的时候，深圳各区成立由副区长挂帅的履约推进小组，挨家挨户地催促提醒，这时一些配额不足的企业只好花高价到交易市场上购买配额。
第三，企业仍存观望心态。深圳聚作照明公司、深圳盛仕达电子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表示，控制碳排放会增加成本，这部分成本不应该全由企业承担，希望对企业生产线改造等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对采用环境友好工艺和环保设备生产的企业加强信贷支持。梁波说，当前经济不景气，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亏损严重，一些企业认为这种情况下还要为碳“付费”有些雪上加霜。
总结经验打破瓶颈
有序建立全国性碳市场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在碳排放控制的过程中，应把握先宽松再从紧的节奏，逐步引导企业降低碳排放，在不对“稳增长”造成太大压力的同时，充分把握区域差异，有序推进全国性碳市场建设。
首先，加强对企业培训，提高超排惩罚力度，活跃碳市场交易。
国家发改委去年8月15日称，我国将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区(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专家建议，在新的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应该切实在碳交易中提升能力建设，帮助企业培养一批专业人才从事碳交易。另外，目前各地对未履约企业的惩罚力度都不大，企业超排成本较低。政府层面应加快立法进度，通过纳入考核、停发环保补贴、通报批评、增加罚款等手段提高对超排企业的惩罚力度。
活跃的交易是碳市场合理定价的基础。专家建议，各地可通过引进境外碳投资机构、推动配额托管交易制度、推出创新性碳交易品种、加强引入个人投资者等方式活跃市场。
其次，有序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据了解，我国将在三年内出台关于全国性碳市场的完善政策。业内人士表示，碳排放权完全可以实现跨区域交易，实现全国排放的总控制目标。但全国性碳市场建设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适时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法》很有必要。
专家建议，在未来全国性碳市场建设中，需顾及区域发展差异和“稳增长”的需求。
梁波等业内人士说，国内东中西部发展差异明显，在控制全国排放增量的前提下，应该将指标有区别的分解下去，不同地区分担不同的减排任务。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使得鼓励企业生产和推进节能减排共同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