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法找到约束公权寻租的有效方法之前，民营企业家只能不断寻求与权力合作的空间。只是风险和成本急剧上升，正常的商业行为逐步演变成一场危机四伏的豪赌
文/邱 林
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家感受寒意。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因非法集资罪被判死刑，部分民营企业家因政府官员落马而受到牵连，有的甚至与家庭和社会“失联”。民营企业家的担忧，既呼应又加深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自然，一场围绕“在商言商”的讨论又成为坊间敏感话题。
在日前召开的FT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因一句“退岛声明”而点燃“在商言商”大讨论的女企业家王瑛回顾两个月前与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那场争论时说：“我觉得中国企业家的状况不会因为我说了什么变好或者变坏，无非是有了一次公开的讨论而已。”
王瑛将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归为三类：与狼共舞（与地方政府合作合谋分享利益）；用脚投票选择移民或者离开中国；在权力经济的格局下去寻找市场、探寻市场空间。而在这三种选择中，真正能够还抱有希望，去努力争取企业的市场空间的，已经不多了。
从上述分类中，让我们看到当今民营企业家们的普遍心态。反过来说，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在国内很难做到。想想看，在中国有哪一家企业或者企业家能够做到“在商言商”？如果企业家不贿赂政府官员，不融入游戏规则，企业许多事情没法做成。
十八大以来，已经曝光的省部级贪腐案中，被查处的政府官员一般都与企业家有利益往来。正因为如此，一旦某个政府官员落马了，就会牵扯到一些企业家。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郭永祥被中纪委查处后，在省内政界、商界就持续发生“地震”。
四川三大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老总以及5个民营企业老板受到牵连被接受调查。其中包括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成都国腾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国腾实业集团董事长何燕等被刑拘，随后，四川明星电缆董事长李广元也被接受调查。
民营企业家面对如下尖锐的拷问：除了社会赐予的荣誉和浮华，靠什么肩负更多的责任，进而推动国家价值观的成长？这又将体制的缺陷暴露无遗：在无法找到约束公权寻租的有效方法之前，民营企业家只能不断寻求与权力合作的空间。只是风险和成本急剧上升，正常的商业行为逐步演变成一场危机四伏的豪赌。
“在商言商”——士农工商，各行其道，民营企业家如果用利润向社会尽责，无疑是社会运行之道。但中国的问题，从来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的商业环境很独特，企业家不但要念好“商业经”，还要上好“政治课”。出身于草根的民营企业，往往在政商博弈中处于弱势，处理不当，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牟其中、黄光裕、徐明、兰世立……我们还可以列出一长串陷入政商瓶颈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本来很有才华，也有很高的经商智慧，在市场上也能用“兵”自如，但正是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最终输在了政商博弈上。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错位，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失败甚至身陷囹圄的重要原因。
“不能把民企当成猪一样养肥了就杀掉”，这是曾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兰世立在服刑期间说的一名话。3年前，他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今年8月出狱）。他在狱中传出一封“绝笔信”，甚至实名举报武汉市一位副市长。
造成兰世立入狱的缘由是，他不愿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将东星航空转让给中航集团。其直接结果是，武汉市政府宁愿让其破产，也不愿给兰世立东山再起的机会。可见兰世立得罪政府有多深。我们可以批评他缺乏必要的隐忍、冲冠一怒误了大事，更可以指责兰世立为了一己之私。但这又能怎样，其结局仍不会乐观。
自古以来，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商人或企业家的地位都很低。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今天，民营企业家仍是中国的弱势阶层。而与之相反，政府官员却是中国的强势阶层，他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如果裁判员和运动员分开，哪有这么多违法？正是由于机制出现了缺陷，民营企业家就被逼着走歪门邪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