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工商联耗时2个多月对广东等16个省市调研后发现，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状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工信部的数据亦显示，今年前两月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与此同时，商务部对穗、浙、苏、辽、川、鄂六大出口强省的外贸情况调研显示，上述地区约有半数企业利润下降，部分中小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还有企业面临订单转移的风险。
这与2008年的情况极为类似，2008年仅上半年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当时的国际环境并未明显恶化，国内因素是造成这一困局的主要原因，并且在当前出现惊人的重演。2008年与现在有着同样的宏观环境，即高通胀推高成本（原材料、劳动力等涨价）、融资难导致资金链断裂（货币数量紧缩导致实际融资成本过高等），加上中国发展至今已出现产能供给过剩，价格竞争激烈让企业无法消化成本。
实际上，金融危机不过是意外打断了中国必然进入的阶段，即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经济承受转型压力。当中国经济进入供给过剩而成本提高的阶段后，非正常生产与交易成本的破坏力就会浮出水面，如居高不下的税费、罚款、物流成本等，成为压垮企业的重要非市场因素。因此说，中小企业的倒闭包含了极大的制度歧视。
比如按照现行的增值税制度，中小企业被划为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其税负远高于一般纳税人。但对中小企业伤害最大的是融资歧视，即使在货币政策处于中性的时期，中小企业贷款已非常困难，今年央行连续10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在信贷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更难。在金融机构贷款不仅要支付利率溢价（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20%），还要打点信贷经理，推高借贷成本。资金的稀缺导致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民间借贷成本大幅提高，很多企业因此资金链断裂，被迫倒闭。
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与融资困境问题自改革开放后一直存在。虽中国多次试图解决，但终究无功而返。这是因为政府扶持的是国有企业，吸引的是外资，而在基层行政环境中，中小企业往往是各种行政干预措施的对象。其次，政府控制着要素价格，比如能源价格、利率、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上涨不利于中小企业。由于中小企业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因此只有当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时，政府才会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推出临时扶持措施，这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制度歧视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以不合理的低成本优势生存的中小企业必会大量倒闭，政府没有必要去扶持那些本应淘汰的企业与产业，而应将更多精力与资源用于解决中小企业的制度困境。但中国投机性的态度一方面要求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企业；一方面为了就业与经济增长而救助淘汰企业，已经表明这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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