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中国是一个现金持有量较大的国家，年底经济活动会减少，消费活动会增多，年终货币放松也是有利的，到年终政策放松一点是可能的。

　  

　  据每日经济新闻9月8日报道，9月6日，数百万意大利工会联盟成员展开为期一天的罢工示威行动，抗议政府提出的紧缩财政政策。同一天，深受欧债危机困扰的西班牙人，也走上街头抗议财政紧缩。而由于欧债危机再度发酵，欧美股市6日继续普遍下跌。

　  

　  9月中下旬，欧债违约预期越来越强烈，面对可能袭来的新一轮冲击波，国际投资者不得不再次绷紧神经。而为了应对新一轮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多个国家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巴西于8月31日宣布降息的举措就引发全球关注。而在更早前，越南已经率先降息。业界人士分析认为，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分化，部分国家开始由紧转松。

　  

　  然而，由于通胀压力巨大，目前中国的调控政策仍然看不到放松的迹象。在全球许多国家再度宽松货币、全球经济危机爆发风险加大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还能 “扛”多久？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中国，现行货币政策还能“扛”多久？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在什么时候微调？近期，中国央行将金融机构的保证金存款等纳入准备金缴存的范围，降低了上调存准率的可能性，这是不是宽松的迹象？就以上问题，《每日经济新闻》邀请三位学者“问诊中国经济”。

　  

　  减少垄断 经济增长可持续

　  

　  NBD：世行行长佐利克9月5日指出，中国是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为此，中国必须推动国内需求、减少储蓄和增加消费，以实现经济再平衡。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多年来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相对于投资、外贸，消费一直是一个稳定的变量，三位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冯兴元：实际上，佐利克的观点和奥巴马政府的观点是一致的，所谓的平衡贸易，即中国减少出口，人民币升值。而双赢的最大利益在于更自由的贸易，如美国在保险、金融、服务、通讯等方面扩大出口，中国也应该是大进口和大出口。只要外汇均由企业自己支配，而非国家垄断收购，贸易就总是平衡的。

　  

　  毛寿龙：我赞同冯教授的观点。从国际因素层面，对中国经济策略来说，其有效性实际上是基于美国、金砖国家等遏制中国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当贸易保护政策盛行时，就需要中国国内需求增加、消费增加，中国的确长年存在高税收、高投资的现象，中国需要在国内有作为，这没错。但是，佐利克的理念是不对的，一方面把全球经济变成了国别经济，把需求、储蓄、消费、投资都作为地区和区域性概念，这必然错误；另一方面，需求、储蓄、投资以及消费都是个体行为。中国消费的总体稳定，说明经济还比较健康，我们不能为了宏观经济的需要而改变个人的消费倾向。

　  

　  王建勋：对于这个问题要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首先，无论是佐利克看待经济的方式，还是世界上众多国家看待和运作经济的方式，都仍是一种计划思维，他们将经济视为一个可设计和安排的系统。实际上，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是无法人为推动消费者需求、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的。消费者会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约束条件来做个体决定，无需宏观调控来推动需求或者减少储蓄。理论上来讲，宏观调控是不可能搜集到个体信息的，而市场因素是不可控的。

　  

　  其次，佐利克所言有一点我赞同，即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但其给出的解决方法却是错误的。 

　  要解决最根本性的问题，就要对产权进行严格保护，对契约进行规范，同时保持开放，推动自由贸易。

　  

　  第三，就是要减少垄断，搞活民营经济。最近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垄断企业的经济效率是非常低下的，要解决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应该从打破垄断入手。

　  

　  NBD：温家宝总理近日撰文强调稳定物价，冯老师提到通胀不是问题而是表象，通胀后面的问题才是问题，能否详细说说？

　  

　  冯兴元：我认为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是通胀究竟是如何引发的？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货币现象；另外一种认为是结构性、输入性通胀。实际上，通胀表明追逐产品的货币是增加的，反映出来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货币供应量过剩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对于货币供应量要有调节，但实际上货币政策鞭长莫及。因为其途径并非减少基础货币，而是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等，虽然这也是达到调控目标的方式，但实际上这是反规则的，是不断地在惩罚市场主体。若各种投资渠道畅通，自由贸易放开，通胀会得到极大缓解。

　  

　  毛寿龙：中国的通胀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最近一次通胀与劳动力工资的增长有关，我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是必须要提高的，这也是劳动价值提高的表现；其次就是和CPI相关的产业发展有关，如农产品行业，现在正走出基本品，质量在提高，而与CPI相关的产业升级就会体现在物价上；第三是资源升值，市场需求提升时价格就会提升，这也正常；最后一点是通胀作为货币现象和资金价格较低相关度很高。

　  

　  王建勋：补充一点，通胀也是过多不恰当的干预，破坏了市场预期所致。比如不断干预猪肉价格，比如限购，本来是想降低房价，但长远来讲，房价显然是会上涨的，还未达到目标就先有了副作用，一个副作用就是房租的上升，加剧了真实的通胀。

　  

　  微调政策 货币年底或放松

　  

　  NBD：8月31日巴西宣布降息，此前，土耳其央行8月4日率先把利率降至5.75%的空前新低，墨西哥已表示可能调降借贷成本，俄罗斯也有大幅降息的条件。新兴经济体已经出现宽松货币现象，中国政府会在年内放松货币吗？

　  

　  冯兴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看到美欧经济不景气，选择降息是有道理的。而对中国而言，到年底会有大量的现金需求，比如说发奖金；中国是一个现金持有量较大的国家，年底经济活动会减少，消费活动会增多，年终货币放松也是有利的，到年终放松一点是可能的。

　  

　  毛寿龙：CPI并非经济指数，而是政治指数，比如，美国CPI涨幅在5%以上，就可能会出现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容忍度的问题。但现在很多国家的CPI涨幅已到了两位数，并未出现政治问题，政治依然稳定。因此，这些国家放松货币政策，实现就业，是有道理的。中国也极有可能放松货币。

　  

　  王建勋：经济形势可能发生各种变化，宏观政策也可能随时变化和调整。经济政策很多时候是政治问题，比如工资的问题，是市场定价的，而不是人为来定价。西方有最低工资制，中国很多学者就倡议中国也应该有，但是学习福利国家是不可取的。

　  

　  NBD：对当下的中国经济来说，紧缩政策损害最大的是哪一方？市场上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目前乱象丛生，并呼吁政策微调，如何看这个问题？

　  

　  毛寿龙：货币紧缩其实对有实力、自有资金充足的企业影响较小。受影响的是有很好项目、又得到短期贷款额度的企业或项目，比如有些“过桥贷”，中间要还一次才能得到二次贷款，这些贷款本来对经济很有好处，但是一紧缩资金链就断了，甚至出现一些银行收回还款后不再贷款的情形，这批企业就是货币紧缩的直接受害者。 

　  至于高铁和其他一些一直亏损的项目，他们可能通过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对他们影响不大。比如地方融资平台会想方设法规避紧缩政策，很多地方利用未来的土地申请很多贷款，但这些土地拍卖价格没有去年或今年上半年高，所以是不可持续的，可能很快就还不起，现在出让土地收入下降了一半。

　  

　  对于钢铁、电力等有配额的限制行业，紧缩政策也会挤掉一批项目。比如需要发展的时候就让你大力发展，不需要的时候就通过环评等行政审批权控制数量。

　  

　  冯兴元：上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把钱放给国企大型政府项目，中小企业受损；现在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受损的也是中小企业。以前一松、现在一紧，受害的都是中小企业。

　  

　  业内把中国经济改革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2003年之前，市场经济的原则慢慢树立，市场经济规则意识慢慢强化；第二阶段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更多强调民生原则，而市场原则很少提到，市场经济的原则被破坏，市场规则取向意识也被破坏。

　  

　  金融市场的“乱”是信贷紧缩的结果，在市场经济国家，信贷政策是银行政策，不是政府政策，银行应该为发放贷款负责，企业为还本付息负责，我国的情况是，接二连三由发改委牵头、银监会和央行联手，出台信贷政策指引。对金融市场，政府监管要归位，政府应进行跟进性的监管，金融机构有创新，创新首先应被假定是合理的，而如果或可能出现问题，政府监管才要跟进；而不是先假定它是违法的，需要一个个得到批准。哪怕说银行资金流出来进入民间借贷，那也是提供金融服务，否则一部分人的金融服务没法得到满足。民间借贷、民间资本的运作越发达越好，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只要资金能够流到需要的地方，整个经济体的经脉就是通的，也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了。

　  

　  发展经济 中国空间还很大

　  

　  NBD：一些经济学者建议以人民币升值来治理通胀和资产泡沫，可行吗？

　  

　  毛寿龙：在关税很高的情况下，除了大宗产品以外，高档产品对CPI不会有大的影响。通过升值治理资产泡沫，逻辑上是人民币升值，让大家去买美元。实际上，由于目前人民币资产换成美元、外币资产有很大的配额限制，这个空间还不至于影响物价。中国人出国也有很大的限制，出国买美元资产和消费还是有很大障碍。

　  

　  冯兴元：我的建议是放开有管制的浮动汇率空间，至于升值不升值，这是一个结果。

　  

　  王建勋：我认为这是无效的，不可能解决问题。

　  

　  NBD：我们这个访谈的大主题是“问诊中国经济”，当下最受市场关注的问题似乎是增长速度能保持多快，而世行行长佐利克也提到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

　  

　  冯兴元：短期内，主要是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一旦压制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调控，否则地方政府就不干了；到年终的时候，货币上有一定的放松也是可能的。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以前我们提“经济建设”，现在提 “经济和社会发展”，从目前来看，我们有三分之二的国土还是欠发展的，有很大的城镇化的空间。目前中国的特点是单中心结构，资源集中在城市，特别大城市，我们30年来发展的主要是东部地区，还有省会城市和省会城市下面的次级中心。如果经济政策还是一个宽松的环境的话，持续高增长是没问题的，但中国现在处在中等收入的陷阱内，释放生产力的途径还是减少管制、减少税费。

　  

　  另外，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报告，国企利润很大，但很少支付资源的价格和成本，包括金融、土地，还得到很多补贴，所有这些加起来大于盈利，资金利润率是负的。

　  这样看的话，中国的生产力释放空间是很大的，所以国进民退问题要解决。

　  

　  毛寿龙：所谓的硬着陆是要通过宏观调控把经济稳下来，实际上，对经济来说不存在硬着陆或软着陆。

　  

　  以游泳池作比，我们知道游泳池很浅的话，游起来是很费劲的，但深水池就不一样，深水池意味着消费者众多，决策者众多，水浅意味着决策者很少，每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水分子的振动，如果有人拿着“海浪制造机”推水，就没法游了。

　  

　  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要深水池、浅水池，还是沙滩，一个很自由的经济体，硬着陆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之前我们的增长是低质量的高速度增长，佐利克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从“中等收入陷阱”走出来，需要成熟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要形成高质量的增长，现在在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等方面，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王建勋：事先设定好经济增长目标是典型的计划思维方式，因为经济会受到众多未知因素的影响。经济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是不确定性，组织和个体会根据不确定性来进行自我调节。但若事先规定好目标，如遇不确定因素，仍然追逐原有目标，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发展。而持续这样先入为主的方式和政策，可以预言未来几年，中国会爆发经济危机。通胀达到一定程度会诱发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还是要减少政府干预行为，同时让民营经济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对话记者

　  

　  陈舒扬 杨芮

　  

　  对话嘉宾

　  

　  冯兴元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