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危机下中国宏观调控何去何从
发布日期：2011-10-11 来源：价值中国网 作者：丁宁宁
进入9月以来，瑞士一反常态开始控制瑞郎升值、法国两家银行的评级下调、英国二次定量宽松（QE2）在9月初再次被提上日程、希腊“泥潭”激化民众示威，惠誉10月7日宣布，鉴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调降意大利及西班牙主权评级，评级展望均为负面。欧洲经济危机开始显现。而在美国，9月8日正式推出总值达4470亿美元的一揽子就业计划，19日奥巴马宣布一项将在未来10年内大幅削减3万亿美元联邦财政赤字的计划，21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维持0—0.25%息率不变，并宣布采取4000亿美国国债的扭曲操作。此外，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韩国纷纷宣布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不变。舆论对“二次探底”似乎持肯定态度。这些都显示出全球性的宽松将在所难免。
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些国家环境形势呢？又需要作出哪些政策调整？围绕近期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丁宁宁。
面对欧美危机，中国没有能力趟这一潭浑水
记者：当前，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国际环境形势？中国会成为欧美危机的救世主吗？
丁宁宁：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的危机并没有结束。今年以来，我们的媒体对西方的危机可能比较重视了。直到去年年底，媒体上还有很多人认为西方危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由此可见，我们的主流媒体和经济学界对这一次西方危机的认识不足。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西方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两个危机合在了一起。
现在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在丰收之年提高粮食收购价，稳定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提高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这样才能大幅度缓解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
第一个危机与社会保障问题有关。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这个保障体制维持了战后六十年西方社会、经济的稳定。但是，这个保障体制在设计上存在两个缺陷：一个是福利陷阱（即养懒汉）；另一个是经济上不可持续。西方学者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社会政策一旦实行，改变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因此，西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以里根、撒切尔革命为代表。他们没有去认真消除社会政策上的这两个缺陷，而是想用私有化、市场化的办法来提高经济活力，降低社会政策缺陷的影响，现在被证明是失败的。不管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西班牙主权债务危机，都跟本国的社会政策有很大关系。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赶不上法国、德国等欧洲核心国家，但是福利水平反而比核心国家高。干活少、休假多、保障水平更高，在经济上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其主权债务危机，本质上都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这个教训是必须引以为鉴的。为此，我们曾多次提出过警告：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定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福利保障标准千万别搞高了，否则就会重蹈西方主权债务危机的覆辙。
其结果是信用链条断掉了，导致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言，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的核心是金融。金融体系本身不讲信用了，整个社会不乱套才怪！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与欧洲的社会保障危机有区别，但本质上的问题类似，即整个社会的过高负债。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一些美国人因买房还不起贷款而破产，而且许多美国人因“401K”的缩水而不敢轻言退休。欧洲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主权信用危机一个接一个地爆发，其债务规模根本不是我国的国力所能负担的。因此，不是西方希望我们干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能力来趟这一潭浑水的问题。这是我最基本的判断。
治理通货膨胀，老盯着猪肉价格没用
记者：从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平稳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但是近期的民间借贷风险和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再次呈现出新的特点，如何认识这个矛盾？
丁宁宁：我认为，主要矛盾在于近来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缺陷，即过分依靠货币政策来对付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很多。如果主要是货币超发造成的，紧缩银根是主要的政策选项。如果本质上是成本推动型的，紧缩银根的作用就十分有限，应当更多地考虑财政政策的作用。美国金融危机以前，由于奥运会、国庆六十周年等因素，我们的公用事业价格压住一直不让调整，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幅度也有限。但国际石油价格早已超过了每桶80美元，现在已经涨到100多美元了。石油价格上去了，粮食价格就会提高，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方面。原因是我国的粮食生产离不开化肥、农药，本质上也是石油农业。此外，我之所以称之为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因为目前的通货膨胀和近10年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也有一定关系。治理通货膨胀，老盯着猪肉价格是没有用的。我早就说过，猪肉现在是贵了点，但是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相对于城市最低工资的猪肉价格并没有提高。
现在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在丰收之年提高粮食收购价，稳定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提高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这样才能大幅度缓解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可能有人会担心：这样会导致物价、工资的螺旋式上涨。我认为不会。因为国内绝大多数的商品供过于求。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相当一部分可以被工业效率的提高所吸收。加之西方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原材料价格飙升乏力，对我们稳定国内物价也是有利的。因此，国内物价体系可以在较高的水平上稳定下来。相反，单纯地收紧银根，不仅难以把物价压下来，而且会恶化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近来媒体报道的民间高利贷横行，其结果必然是中小企业倒闭，造成大量人员失业，搞不好会出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在严格控制房地产泡沫的同时，必须对工商企业放松银根。同时要给中小企业减税，增加补贴，让它们继续维持生产和就业，以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国重要的不是要继续购买美债，而是要学会花钱
记者：在当前许多西方国家再度宽松货币、全球经济危机爆发风险加大，而国内通胀压力依然很大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需要作出怎样的调整呢？
丁宁宁：除以上讲过的内容外，我觉得不要去研究已经购买了的美国国债，那肯定是贬值。重要的是不要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不买美债买什么？就是要学会花钱。花在哪里？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稳定周边环境，稳定能源原材料供应渠道。买欧洲的垃圾债券，改变不了人家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也不能动不动就想买西方资产。西方的核心技术、核心资产是不会出售的。这些方面还得靠自力更生，不要存在任何幻想。中国是大陆国家，自古以来，周边稳定就是国内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我们援助、投资的重点应当首先考虑周边国家，例如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再就是我们的能源、原材料输入国，例如澳大利亚、海湾国家，以及巴西、津巴布韦等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
二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宏观经济政策前面已经讲过了。对外开放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有些方面改革的步子要放慢一点，看看再说。例如开放资本项，不只是个放慢问题，有些方面要停下来，该打住要打住。例如搞什么A股国际板。本来自己股市的规矩就没有定好，想用吸引外部热钱的办法来拉高市值，这不是发疯吗？也不想想：人家靠印钞票来炒你的股票，你受得了吗？此外，要着重研究对热钱流入如何监控的问题，不能总是“估计”。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步子不能太快。即使国际化也主要是周边国际化，在我们影响力比较强的地方，搞人民币区域（国际）化。这样不仅可以使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在目前不可能形成国际统一货币的情况下，也有利于我们积累经验，探索应对特里芬悖论的出路。
中国现在几乎所有银行根本没有信用放款
记者：近期，央行将金融机构的保证金存款等纳入准备金缴存的范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也将步入宽松货币政策？
丁宁宁：首先，纳入本身增加了存款基数，在不提高准备金率的前提下，增加了准备金缴存总量，因此不是什么货币宽松政策。
我认为，目前央行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是可以商榷的。
先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有银行吗？我们现在名为商业银行，实为当铺。不信你去查查看，几乎所有银行的贷款都是抵押贷款，根本没有信用放款。西方国家不仅在金融危机前不是这样，金融危机到目前这个地步，也还有相当数量的信用贷款。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从来都是以信用贷款为主的。
所谓信用贷款（信贷），就是通过对贷款人的台账监督 （即运用会计手段对贷款人的投资项目和资金往来进行评价和监督），并根据贷款人的信用水平来决定的贷款。这是需要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我们的银行，改革前是财政的口袋，缺乏投资项目评估能力；改革后只是名字变了，评估、监督能力并没有提高。现在搞抵押贷款，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因为抵押物以土地为主。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不知道又增加多少银行呆账。
目前是大银行根本不给中小企业贷款，有富余资金的上市企业，甚至是国企对中小企业偷着放高利贷，信贷秩序十分混乱。这些事情是中央银行应该去管的。现在应当适当放松银根，让经营较好的中小企业能拿到贷款，避免经济继续滑坡。总之，及时调整信贷政策，严肃信贷秩序，打击非法高利贷，是中央银行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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