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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身份，却为梦想在奋斗；他们殚精竭虑，只为能让自己和员工过得更好。他们是众多小微企业的一员，为国家贡献了3%的税收，解决了80%的就业人口，间接养活了这些员工的家庭。 但是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不得不注销了企业营业执照，成为非“白”非“黑”的“灰工厂”，他们没有身份，却在凭着良心保证产品质量，加入到产业链条中去。 “在中国，20%以上的小微企业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僵尸状态。”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我们，小微企业的发展到了生死关头。 外贸出口日益艰难，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税负压力大，企业融资困境始终未得到改善，原本就很微薄的利润不断受到侵蚀。作为中国经济对景气度最为敏感的主体，小微企业“生存难”一直是近年来最为沉重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大量的大规模的小企业在市场里出出进进，带来新的思想、新的产品、新的活力和竞争，就不可能有这种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鹰说。 每个创业者都有做强、做大的梦想。联想、阿里巴巴，这些成功企业的典范都曾是从不为人知的小草阶段渐渐成长起来的。 像老周、林涛这样的创业者，他们带着那么大的激情，那么多的热情投入到创业的行列当中来，但是却碰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难题。 这些自称“弱势群体”的“小微”创业者们无力改变现实，青春也无法等到大环境变好后再奋斗，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当下的现实中，把控好自己可能控制的一切。毕竟，把企业摊在阳光下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灰工厂」的阳光梦想 撰文/袁茂峰 刘扬 目前的经济环境，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份。许多小微企业终于扛不住压力，最后走向清算倒闭，或者主动注销营业执照转为“地下”的方式继续运营。 身为党员几十年的周春华从未想过，在年近古稀之时，他的企业会成为人们眼中的“地下黑工厂”。 2011年12月18日，星期六(002291,股吧)，这是一个老周永远都能记住的日子。深夜里，满眼血丝的他合上工厂亏损累累的账本，做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决定：注销营业执照，以逃避各种税费的方式运营。 像老周这一辈的老党员对社会责任看得尤为重要，对于自己这一决策，周春华内心的焦灼与不满都写在脸上。 已经68岁的他，满头的银灰短发乱蓬蓬的，但身体硬朗，语调高吭。当被别人质疑起工厂的身份时，他又有特别的自信：“无论怎样，至少我要凭良心做事。” 每每和一些业内的人聚会时，他都会大声疾呼，“正是因为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我们才更要注重企业的产品质量，更要着眼企业未来的发展！”碰到一些在财务上开始有了起色的地下工厂老板，老周甚至还会游说对方尽可能由“黑”转“白”，重新申请营业执照，让企业在阳光下合法经营，以便得到快速的发展。 作为中国数千万家小微企业中的一员，老周的故事是众多艰难求生的小微企业中的一个，他们非“黑”非“白”，是灰色的中间状态。他们都曾是热忱的合法企业经营者，他们在时刻反思着、纠结着自己的中间状态。其心路历程，正是中国诸多“小微企业”艰难生存的一个缩影。 资料图 凭良心做事的“地下黑工厂” 没有身份的创业者 “没办法，做一家正规的小微企业，实在是无法生存下去了！”老周叹了口气，他主动注销营业执照的主要原因，还是税负高和房租高。“做正规企业的时候，很多人买设备都要求开发票，现在是税控机打发票，基本上杜绝了偷税逃税的可能性。”老周很无奈。 几年前，退休之后不甘人后的老周在重庆组建了一家机械设备加工厂，自己当起了老板。但不久后工厂持续亏损而难以为继，最后被迫宣布破产清算之后，不甘寂寞的老周掏出了最后15万元存款，跑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投身于家具装备行业，力图搏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虽然工厂在老周的苦心经营下于2008年上半年开始有了起色，但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老周的家具机械制造厂也无法幸免。 老周说，除了17%的增值税，每年还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近半收入交了税。再加上因为是正规工厂，厂房就必须设置在符合条件的工业园区内，厂房租金起码都在每月20元/平方米，如果租个200平方米，一个月仅仅是房租就得4000元，再加上工业用电、消防设施，还有各式各样的产品认证、检验等费用，以及七八个员工的工资，平均每个月至少都得支出3万多元的硬性费用。“说实话，像我们这种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利润率都很低，只有几个点，这样算来，工厂实际在自己贴钱。” 扣除各项税费后，忙碌了一年，不但没有挣到什么钱，老周还倒贴了近2万块钱。 目前的经济环境，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份。一方面有税负高、房租高、用人成本高等诸多问题，再加上市场萎缩、订单减少、生产经营成本快速上升、汇率利率变化，使许多小微企业终于扛不住压力，最后走向清算倒闭，或者主动注销营业执照转为“地下”的方式继续运营。 从工业园到民居 靠人脉维持生意 由于这些年城市房租狂飙，将企业改为“灰工厂”的老周，将企业原来租赁的工业园区每天每平方米20元的厂房，改租为每平方米每天6元的居民楼。因为担心被工商税务人员搜查而被一网打尽，老周玩起了“狡兔三窟”的游戏。 在三个相隔不远的小区，老周各租了一套房子，每套房子安排一条生产线，进行生产作业，每条生产线都任命一个“厂长”，平时有什么事情，包括缴纳水电费、物业管理费，与物业公司的交往等，都由厂长出面，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老周还得意地说，由于他严格要求每间“工厂”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必须在晚上七点之前收工，不得扰民，所以，即使是隔壁的邻居，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居民楼里面设置了一个“灰工厂”。 老周的经历在小微企业中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老周素不相识的林涛有着和老周一样的心境。开工厂要租正规工业区的厂房，还要进行消防检查，注册工厂的整体成本过高。担心税负过重，想做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他，只注册了一家品牌公司，并没有为工厂申请执照。 林涛选在广州和佛山中间的“三角地带”落了户。当地的村民把宅基地的房子直接建成了厂房模样，每平方米月租金只有8元。在那里很多像林涛这样的年轻人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林涛和老周这样的工厂并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而断绝生意。因为他们不需要承担税负，以及工厂场地成本，所以产品价格低廉，这让他们在市场上还算有竞争力。他们利用平时的人脉也能获得一些客户。加之很多工厂也常常都喜欢现金往来，不一定需要发票，“灰工厂”们还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并累积资本。 挥不去的不安全感 “灰工厂”严控产品质量 自2011年正式加入“灰工厂”这一特殊性群体起，没有了让工厂合法经营的靓丽外衣，老周开始更加注重工厂生产经营的细节。老周表示，正因为自己是一间“地下黑工厂”的老板，所以才要更加辛苦地注重产品的品质和用户口碑。 从原材料购进到图纸设计施工，产品的每一步改进，产成品的质量检测，再到销售渠道的把控，老周像疯子一样，将全部心思都倾注在上面，每一道工序都亲力亲为。 因为担心业务熟练的工人们随时离开他的工厂，老周又充当起生活指导员的角色，不但关心工人们的每一点情绪波动，还时常主动给工人们涨工资，每周都至少亲自下厨，请工人们吃一次大餐。 林涛也要注意对员工进行感情投资。富士康靠制度管，他们只能靠人情。公司没有执照，不能走正规渠道招聘，员工大多要靠朋友互相介绍。因为企业小，大家就像朋友一样，不能完全靠制度，但大家反而因为这层人情关系更自觉些。 在这里工作时间最长的员工已经跟林涛干了三年了。别看林涛的厂子小，员工待遇并不比大厂差太多。反而因为他的“庙”小，接触各种工序的机会多，也有很多人愿意在这样的小企业锻炼。但是对林涛来说不利之处就是，这样的熟手一旦离开，很可能会单挑一个工厂，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资料图 比起老周的心怀未来的坦荡，林涛却常有睡不着的时候，他常有身份上的困惑，总觉得不算是正大光明的。 林涛的不安全感一方面来源于生意往来上，客户来看厂房的时候林涛总是有点底气不足，毕竟是在民房里经营，客户难免担忧；另一方面，出于对自己“身份”的困惑，林涛总有点不好意思和那些正规经营的创业者们交往。 林涛总想着有一天可以让自己的工厂有一个真正的身份。毕竟要想跟真正的大客户做生意，这是必须迈出去的一步。 在生意上老周有着相同的困惑，虽然在圈内的口碑相当不错，在经营工厂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遗憾。比如说，由于工厂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税务登记证，更没法给客户出具发票，老周工厂的产品质量再高，价格再低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甚至于国企，这些特别注重手续健全的客户，基本上与老周无缘。 忙里偷闲时，林涛会和那些和他一样的创业者们聚聚，互相宣泄一些对自己身份的不满和工作中产生的低落情绪，他们交流更多的还是如何让自己的产品循序提升质量，如何能有好点子、好技术，可以迅速扩大销量。 因为被打上了“地下黑工厂”的烙印，老周此次参加北京新国展（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机械设备展，都比别的参展商至少多付出了三分之一强的参展费代价。在短暂的四天展会后，老周又回到了广东佛山，他将在那里向其他没能参展的同行们散布此次参加北京展览会是否划算的消息。 受到打击的老周将做何想？他会感慨自己的努力是毫无用处的吗，还是会坚定地继续呼吁其他“灰工厂”重视产品的品质和用户口碑？ 尽管经历了重庆创业失败后最为灰暗的时期，也下定决心将自己在顺德的工厂由“白”转“灰”，老周还是顽强保留了这些痛苦记忆，他不仅反思它，还要把它展示给更多的人。 “别看我这一大把年纪，其实我身体好着呢！”老周说，由于经常亲自操刀，利用电脑设计图纸，最快的时候，他可以用电脑在十分钟之内，画出好几个产品的三维立体设计图，而且，图纸可以立即交送到工厂生产。“像我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即使是刚毕业的研究生，也没有几个达得到。” 即使远离重庆家乡，老周每年都还会特意抽时间赶回重庆交党费，“过组织生活。”对于自己注销营业执照的举动，老周很痛心，也很无奈。他和林涛这些处在“弱势群体”小微企业一样，在逆境中挣扎，即使满怀梦想，但它们的努力能得到支持吗？ 创造不再悲伤的生态链 小微企业纾困迫在眉睫 撰文/覃怡敏 20%以上的小微企业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僵尸状态，小微企业的发展到了生死关头。 广东佛山关闭的一家工厂(资料图) 今年春天，北京雨季般多雨，巴曙光更忧心忡忡，眼下政策放松了，他所调查的小微企业对于减税却都感觉效果不彰。 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的他，4月21日在“2012汇丰财富论坛”上慨叹，大的环境是，通过大型企业财政支出的带动和信贷的配合使大企业经营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但这种放松还没有传导到小企业，小企业的情况还在回落。 巴曙松在现场转述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到企业做调研的经历。许小年和几位小企业主聊天，问减税是否减轻了负担。一位说：负担没变，那些减的税本来就没交。许问为什么不交呢？答：交了就活不到今天。 以辽宁省鞍山市为例，据当地工商部门统计，仅去年破产倒闭注销的小微企业就近9000家，而前年是2000余家。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庄聪生称，小微企业的利润“薄得像刀片一样”。一直致力于个人信用和财富管理的宜信公司与清华大学教授刘鹰一起调研了全国36个城市共3231家小微企业，得出的报告显示，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小微企业月营业额在10万元以内，近7成毛利率不足20%，经营规模小，盈利能力弱。 全国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3年达到经济增速的1.5倍，但围绕小微企业展开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一直都在探索阶段，不断零敲碎打，几乎没有实效。2012年，减税似乎依然只是小插曲。 小微企业是大企业的摇篮，是缓解和解决社会就业压力的主力军，联想、阿里巴巴、华为、顺风等如今的行业大佬们，本身也是从小微企业起家的。 而税负之痛不过是小微企业千痛万难里的一种。小微企业生存难的状况比比皆是。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对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作出部署，首先关注的就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纾困已经迫在眉睫。 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和几位小企业主聊天，问减税是否减轻了负担。一位说：负担没变，那些减的税本来就没交。许问为什么不交呢？答：交了就活不到今天。 税费息高高在上 怎能背着镣铐“舞蹈” 经营着温州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的黄丽，一年含辛茹苦下来，也能赚150万元左右。 但千万别以为黄丽的钱赚得那么轻松，减掉各种税负之后，她到手的不足利润的50%。每年，25%的企业所得税她得交15万元；17%的增值税需交25万元左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车船税，每年有8万元左右；医疗、养老、工伤等社会保险费每年38万元左右。黄丽的企业超过一半的利润都贡献给了沉重的税负。 小微企业们活跃在市场，增加税收，改善民生。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小微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DP总量的60%，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另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小微企业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 他们是经济系统中的“草根阶层”，他们可能没有办公室而在家中工作，被称之为“穷人的企业”。眼下，他们努力在坚守着，在生产线上、生死线上挣扎，求生存，想尽一切办法去规避和逃避各种沉重的“镣铐”。而未能规避的小微企业，已经几乎被压得直不起身。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坦承，如果让他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肯定会倒闭，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 一边是结构性减税，另一边却是税收总收入的继续高增长。对于持续快速增长的税费，社会各界诟病不断，小微企业苦不堪言。 “在中国，20%以上的小微企业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的僵尸状态。”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如是告诉我们。小微企业的发展到了生死关头。 倘若再不大幅度为企业减税，“企业要死光了。”周德文说，除此之外，五花八门的行政性收费也要减。这其中牵涉39个部门67种收费，都压在企业头上，使得它们喘不过气来，更不要说那些非法的收费；再者，息也要减，眼下，企业都面临着生死危机，而银行还拼命在攫取暴利。很多银行高喊要支持小微企业，可总是难见实效，小微企业融资之难难于上青天。 周德文还曾当着温家宝总理的面批评过行政收费问题，温总理也对此深恶痛绝。当周德文提倡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时，温总理马上加了一句：“不仅要减税，还要减费。”周德文认为只要国家下决心去做，这三点都不难，并且可以马上见效，而且并不复杂，国家的税收已经很不合理了。 根据财政部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应年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的小型微型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另据财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的通知，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等2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建议，“给小微企业税全免了吧！”这位企业资产已达1950亿元的委员说，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税收只占总税收比重的3%。 然而，对于政策和舆论，小微企业主们普遍感触不深。微博上有网友义愤填膺地称，每次喊减税，到最后都变成了加税。 在江苏昆山经营着一家零配件厂的刘军坦言，真正落实到整个企业的话，他们并不会太关心，“对我们实际的优惠其实我们是看不大出来的。”他的语气里包含着深深的失望。 在珠三角地区，一些人当了老板，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他们的企业却并没有也不愿意注册在案，期待悄悄萌芽起来再做打算。否则，光是税负都是一大笔开销；也另有一些企业，因为面临生存的困境，因为不堪重负把本已经注册了的公司反过来进行了注销。 而在长三角，有些本就微小的企业则拆分为几个更小的企业，借此减轻税负，逃避监管；一些企业在注册之初，就零散分割成几个据点分别以加工厂的方式存在着，或者就干脆挂靠在别的公司，等企业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独立出来。 刘军的同行们碰到客户赔款很多或外债实在太多的时候，经营不下去了，工厂就干脆关掉，再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到附近的市区另起锅灶做另一家企业，继续经营。因为在这附近有稳定的客户群和业务。这种状况在昆山较为普遍，企业借此避债选择破产，可以不跑路也能转嫁出去风险。为了减轻负担，小微企业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中国，减税的空间达4000亿，可执行下来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力度总是不到位。2012年，财政部门不遗余力继续进行结构性减税，但实际上，涉及到制度性的改革极为有限，涉及的税种都是有效纳税人少，征管率很低，征管难度大，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大，征收弹性强。规模有限，收效甚微。 结构性减税不仅要强调有针对性的减税，更要做的是，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真正下力度强化下去。 来自宜信的数据显示，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目前约有6000万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工商登记在册的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其中99%属于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截至去年9月，中国已有个体工商户超3600万户。 面对沉重的税、费、息，小微企业又何以能带着镣铐跳舞，倘若政策力度不到位，或者执行不下去，谁能安抚这支支撑起国民经济的大军？ 回款期长路漫漫 外忧内困齐上阵 除了背负的担子沉重之外，在大环境愈发恶劣的情势下，小微企业也面临自身的内核大考。 进入2012年，小微企业面临的之前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周德文认为，再加上今年融资更难，原材料、辅助材料、人力成本等都越来越高，所以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逐渐下滑，今年显得更加艰难。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眼下，希腊等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继续蔓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中国遭受的阴霾有增无减。各企业主们普遍生存困难，小微企业更甚。 包括刘军在内的昆山很多小微企业主们，明显感觉到了大客户在向他们转嫁压力。刘红军的一个明显感觉到大企业给他们付款的周期变得更长了。之前他们的回款周期是60天，可现在这一惯例早被打破，回款周期大多延至90天。 和稍微大一点的企业谈合作，刘红军甚至要答应他们月结120天的条件。更严重的是，他还碰到过要求5个月回款周期的。如此一来，自己的材料成本，加上生产周期，前后长达半年的时间，资金链面临断裂的窘地。 刘军告诉我们，一家每月产值50万的企业，加工型企业设备投资需要100万～150万，周转资金需50万，生产的时间再加上120天或者90天的回款周期，实际上四五个月才能拿到钱。“整个过程实际要压350万～400万的流水，资金很难周转。”刘军感慨。 此外，小微企业要面临销售困难、成长乏力等等各种问题，小微企业已经几乎步履蹒跚，甚至举步维艰。最近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工厂垮不下去，但又关不掉，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僵尸工厂”比例越来越大。 人力成本节节攀升 小微之困重重叠叠 富士康提高工人工资后，却搬迁到了内地，珠三角的企业主们却不得不接下了这抛出的炸弹。几十万被吊高了胃口的工人，难以接受比富士康更低的薪水，如果不能令他们满意，宁可回家做小生意。 如今，每个月2200元的工资几乎很难招到工人。步入2012年，加工生意更难做了，李繁只求不赔钱。每到月底，黄丽几乎都是如坐针毡。因为月底要支付工人工资，而以前，她很少为发工资这样的事情犯愁。 而在黄丽的圈子里，今年也普遍悲观。工人工资高，他们接单意味着赔钱，不接单员工又会流失。面临用工成本的大幅上升，加上原材料成本难以控制，他们的订单量急剧减少。生意时断时续的黄丽，雇用的正式工已经在去年减少了一半，有时候，她会去找一些家庭妇女来做临时工。 据调查，2011年小微企业雇用工人的工资水平较2010年出现了20%～30%的上涨。2012年依然呈上涨趋势。北京大学与阿里巴巴的调研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476份位于环渤海地区的小微企业中，有近53%的企业主认为，去年员工工资上涨已经成为压缩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 而在另一些小微企业看来，工资上涨虽然难以承受，但招工难、用工荒更让他们头疼。近年来，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空前加剧，从年初到年底，招工潮几乎“永不落幕”。据报道，今年节后，广州的用工缺口甚至高达11.38万人。 小微企业在用人上、管理上本身也面临着新问题。现在90后加入了，他们没有生活的压力，不工作了父母照样会给他们钱花。所以，刘军也更愿意招有资历的一些工人。 面对薄如刀片一般的利润，繁重的税费息压得小微企业不堪重负，经济的低迷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人力成本的上升更使得他们感觉仿佛泡在了冰水中，还不算竞争加剧、人民币升值、融资困难等等。各种因素叠加，生存难已成为小微企业不得不承受之痛。这深深刺痛了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整体。 重压之下，一些小微企业甚至走上了“民间高利贷”、非法集资的不归路。 对话茅于轼 「我们不缺钱，缺的是钱的资源配置」 撰文/刘扬 银行不能继续享受垄断造成的特权，现在利息率是国家说了算，是多少就是多少，谁也不能改变。市场化的利息率应是一个公平竞争环境的结果。 资料图 数字商业时代：您在微博中提到，社会的垂直流通程度即底层人士上升到高层的难易程度，是检查社会是否健康的指标，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小微企业能否有充足的机会长成大企业，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指标的考量范围？ 茅于轼：阶层的垂直流动性很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不应有很大障碍，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缺乏垂直流动性。我以前特别强调过，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有非常强的垂直流动性。现在的情况是有很多原因造成垂直流动性减少。中小企业的困境也是一个方面，从经济方面讲，有特权就妨碍垂直流动性，中小企业为什么融资难，因为有大的国企，他们在融资方面有特权，造成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这个是有关系的。 数字商业时代：最近国务院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很多业内人士对改革目前推进的程度比较失望，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利率放开的问题，您认为现在为什么政府对于利率放开如此谨慎，您觉得难点在哪里？ 茅于轼：难点是多方面的，有利益，也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利益方面，开放利率就要开放金融业，国家银行不能继续享受垄断造成的特权，现在利息率是国家说了算，是多少就是多少，谁也不能改变。市场化的利息率是一个公平竞争环境的结果。 技术上的困难是，如果开放的话，金融业是有风险的一个行业，而且容易发生金融危机，以及造成信用方面的不良影响。借着利率放开的机会做坏事是有可能的。怎么防止在开放的条件下不发生这种事，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不大敢开放的原因。 数字商业时代：利益上的问题应该如何克服？ 茅于轼：要改变这种垄断的状况，国家大银行的利益就要大大减少，这是一个主要的困难。去年整个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1万亿元，许多商业银行当年净利润同比增长普遍超过50%。与此同时，去年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额同比增幅由1～2月的22.2%上升到1～10月的57.7%。 银行的钱不是凭本事赚的，是凭垄断赚的。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财富，是转移别人的财富，把别人的钱变成你的钱，如果开放竞争这个利益就没了，这是利益上的困难。 数字商业时代：在技术的问题上，其他国家的一些解决方式，以后是不是也适用于中国，多长时间之后能得到解决？ 茅于轼：看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状况，衡量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金融业的开放。发达国家金融业都是开放的，欠发达国家金融业有的干脆就是垄断或者不完全垄断，用各种方法来限制开放，我们把它叫做金融压抑。发展中国家都是金融压抑的，中国金融业更是压抑。 当然中国金融压抑也干了好事，我们国家利用银行的融资能力建设了很多金融基础设施，但是现在的局面基础设施已经过头了，大多数地方都是修了好多赔钱的基础设施，没有多少用户。发展中国家要完善金融业的开放，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像消灭贪污腐败一样，贪污腐败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特点。所以这都是进步中间的阶段，我们不大可能一次做到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往前推。 数字商业时代：您之前提到，在做小额贷款的时候，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只有利率达到20%的时候，小额贷款才能保本，这个20%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利率市场化怎么具体实施才比较合适？ 茅于轼：首先资金是有成本的，至少有一个机会成本，这个成本可能就是5%的利息，你的钱不用在这儿，用在别的地方也能拿到5%。第二部分小额贷款的管理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每笔贷款数目小，而且对于客户的信用好坏，不是坐在屋子里头看文件得出来的，要一户一户看，看一户也就是借几万块，还要派人看，还要做出判断，还要跟他谈，这成本就很高了。 所以进行小额贷款的成本就大概要占7%～8%。然后还有风险成本，万一企业还不了，还要有风险准备，这个也是一部分。这几个加起来就差不多超过15%，所以大概15%～20%，这是全世界的经验吧。 数字商业时代：此次国务院推出了温州的金融改革方案，有人认为这个改革依然会是雷声大雨点小，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感觉没解决问题，没放开，还是说一些老话。根本问题是要让民间资本进入，进入的话有很多障碍，这些障碍怎么克服，这个问题我觉得没解决。 数字商业时代：我们调查发现，目前中国约有20%的小微企业处于僵尸状态，活也活不好，倒掉也有很多障碍。小微企业面临的困境也是很长时间叠加之后的结果，您对小微企业未来的发展环境趋势怎么看？ 茅于轼：现在是这样，我们不缺钱，有的是钱，但是这个钱流不到小微企业去，小微企业也不是出不起利息，它们愿意出比较高的利息，高利贷都在借。比如说10%、15%的利息，他们是很愿意出的。有钱的人存银行拿3%的利息，如果借给小微企业拿15%，愿不愿意？那当然愿意呀。 这钱为什么过不去呢？障碍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说来说去讨论的就是这件事——钱的资源配置问题。现在他们不得不借高利贷，这就说明我们金融业没有效率，该做的事没做好。所以现在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讲的就是怎么解决提高金融业的效率，使得钱尽其用，目的就在这儿。现在我们要求：一个是政府要放开，首先个人借贷好像还没有立法，要立法，这个往前走，一步一步来；然后再适度的对老百姓参与金融业进行适度放开，不能一下全放了，这个也有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数字商业时代：小微企业可能很难指望一些大的银行来帮助他们，有观点认为能够拯救小微企业的是小微担保公司或者小微银行，只有草根才能解救草根。您觉得是这样一个逻辑吗？ 茅于轼：话虽不错，但根本的问题是你怎么能够防止它的风险，大小是一个问题，但最关键的问题是你的风险怎么防范，你跟银监会什么关系，银监会怎么监督你，这个问题没说清楚还是等于零。 因小而美 没错，几乎所有伟大的企业都是在小企业的基础上，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长起来的。 资料图 你认为什么样的特质对一个企业来说最重要？ 技术创新？——在中国，65%的专利技术、75%的技术创新和80%的新产品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拉动就业？——中小企业是扩大社会就业的主力军，吸纳了国内80%的城镇就业人口和75%以上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 GDP或利税？——在中国，依然有一半以上是由中小企业贡献的。 说出你心目中最喜欢的品牌？ 苹果——谁都知道，它的第一个产品是两个小伙子在自家车库里创造的。 当然，会有女士选择LV、GUCCI之类——在家喻户晓之前，它们或许只是不起眼的作坊。 说出你心目中最顶级的品牌？ 法拉利——哦，堪称完美的它出自意大利工业区，那里98%的公司都是中小企业。 说出你印象最深刻的自主品牌？ 联想——没想到，它是柳传志和中科院10名科研人员在中关村的一间20平方米的传达室里起步的。 说出你最常见的路边小店？ 福建“沙县小吃”——在全国各地共开办1.3万家，吸纳了本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近5万人外出创业，约占沙县农村人口总数的29%和农村劳动力的55%，使农民每年人均增收近万元。 说出你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市场？ 义乌国际商贸城——难道不是么？这里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这里至少汇聚了上万家小微企业，仅小商品批发零售的摊位就有6.2万个，如果每个摊位你都想看一眼的话，至少得走上半个月。 愿不愿意贷，敢不敢贷 ——别让小微信贷变成一种运动 撰文/白鹤 资本的天性是嫌贫爱富，小微企业要找到救命的钱，不得不选择门当户对的金融机构。也许只有草根才能拯救草根。 资料图 8岁起就在深圳生活的李繁经历过创业、失业、再就业，如今成了33岁的体面白领，已经开始有人叫他老李了。操着家乡口音的老李热爱脚下这片温热、开放的土地，但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深圳能长出华为却容不下他一个小小的手机维修商？ “中国要建中小企业孵化器，要扶持企业，首先肯定有个框，就是高新技术。我不是高新技术，但是我能养活十个人，就没资格吗？”李繁过去创办的手机维修店鼎盛时期“一个月净利润十多万”，但生存环境的恶劣把他逼到了死胡同，只能关掉给别人打工。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说小微企业，连中小企业都没有融资渠道。我EMBA的同学就是一家银行支行的行长，他跟我说没抵押谁给你贷款，除非是找大型公司做担保。” 老李一副过来人的世事洞明，“也可以贷，有楼有房，有财政合同，和大企业、政府签的合同，越是这种越好贷。或者找什么温州商会、潮州商会，剩下的就是地下钱庄高利贷。没有融资管道怎么办，朋友都不借你怎么办，那就要倒闭了。” 据宜信公司发布的《2011小微企业调研报告》显示，筹资扩张困难占小微企业发展制约因素提及率的44%，在小微的“烦恼”中排名第二位。从融资金额需求来看，多数小微企业的资金缺口较小，受访者中有64%表示其日常资金短缺额度在10万之内，94%的企业资金短缺额度不超过50万。 小微企业是名副其实的草根。他们不会出现在500 强的榜单上，也不会与上市、IPO 有关联，就是身边的小商铺、小工厂、小作坊，但他们贡献着GDP，他们成长也需要“雪中送炭”。 炭从哪里来？据银监会测算，中国银行贷款主要投放给大中型企业，大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00%，中型企业为90%，小企业仅为20%，几乎没有微型企业。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远远无法承担小微企业融资重任。 也许只有草根才能拯救草根。资本的天性是嫌贫爱富，因此小微企业与资本的对接也不得不门当户对。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认为，中国小企业融资难解决的出路在于建设中国草根金融体系，只靠某一个方面的机构和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地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需要通过草根金融体系建设来提高整体的城乡金融服务能力，根本改善中国金融结构的失衡局面。 贷款有多难 银行也爱“傍大款” 当“老李们”为找不到钱心焦气躁甚至心灰意冷时，另一些人却在发愁手里的钱是该炒股还是买楼。难道就没有一条通道，连接起沙漏两端的巨大财富和资金渴求，让钱在两类人手里合理流动吗？ 银行的作用不正在于此？但是在小微企业身边，鲜少见到银行的身影。在江浙经营一家企业的刘军，年收入不过百万，“每天都能接到各种担保公司的电话，利息高得吓人。”但从没有一家银行叩响他的门。 “这不奇怪，因为银行要赚钱，瞄准的都是优质客户，不是资产几万、几十万而是几千万、几个亿的人。全世界的银行都一样，都瞄准优质客户，只有小银行才能为有几十万的客户服务，所以小银行为小客户服务，大银行为大客户服务，这是银行自然的分工。美国的银行大部分都是社区银行，有8000家，就是两条街上一个很小的门脸，为周围十来万人服务。中国解决这个问题靠大银行没希望，要靠小银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数字商业时代》采访时谈到。 “在中国，四大行对企业客户的网点基本上是5万～7万家，而中国有数千万家中小企业，杯水车薪。美联储有经济学家分析，大小银行对企业借贷模式有区别。大银行往往会注重硬的信息，比如通过看财务报表决定信贷，中小银行往往通过软信息，比如通过信贷员跟客户进行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个人信息来决定。”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同样认为。 银行借钱给企业不仅讲究“门当户对”，还要“挑三拣四”，因为商业银行自身也有风险和盈利的考量。 “银行也愿意傍大款儿。对大企业、大老板，我们服务有面子，而且风险小，交易成本比较大，给这样的小企业服务，就挺费手脚，而且风险比较大。”即使是在中小企业融资“先锋”的包商银行董事长李镇西看来，“愿不愿意贷，敢不敢贷”，对银行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小微企业融资在全世界都是难题，在中国也不例外。 李镇西觉得给小企业贷款“费手脚”有深层的经济内因。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认为，中国的金融中介服务超过70%～80%通过商业银行来完成。如果商业银行能够非常低成本地服务中大型企业，自然而然就不会着眼服务中小企业，因为同一笔贷款，运作大笔贷款和小笔贷款的成本是一样的。从成本收益角度讲，服务中大型企业自然更有利。 这就是民生银行(600016,股吧)曾经拒绝过开心网创始人贷款的原因所在。“我们和风投不一样，银行只能分享到小微企业的利息。如果我们扶持他们成长上市了，他们会很感谢，把主要存款放在民生，仅此而已。我们分享不到它的股权和更多成长。”民生银行零售银行部小微企业业务促进中心总经理崔洋介绍，截至2012年一季度，民生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2400亿元，小微企业客户超过52万户，其中贷款户超过15万。截至去年底，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率只有1.5‰左右。 “这么大的规模保持这么低的贷款不良率，所以我们没法去关注看不清前景的企业模式。” 而民生银行曾给名导演们集体授信“押注”，则因为“他们做的业务我们相对来说看得懂，这不是从0到1的过程，是由10到15。”为了降低风险，对于创业在2年以下的企业，民生银行也基本不作为客户考虑。“有抵押也不做。20年的企业容易倒闭吗？2年的企业才容易倒闭。”崔洋解释。 据宜信调研报告显示，从融资渠道来看，小微企业目前仍较多习惯通过亲友借款的形式获得资金，被访者中有54%选择亲友借款，而选择贷款的仅有27%，曾申请贷款的企业也仅占30%，手续麻烦、缺少抵押物或担保是主要限制因素。 一笔小额贷款激活一批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虽渴求融资支持，但对资金的需求量并不很大，具有少量、多次的特点。据复旦大学管理学院4月21日发布的一项关于小微型企业成长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小微型企业的亏损比重高达10.6%，是中小型企业的5～6倍。企业经营成本持续攀升、融资困难、企业税负较重等，是亏损的主要原因。 在实体经济中，企业分布的状况是，规模越小，家数越多。与之相适应，成熟资本市场具有金字塔形的资本市场结构，场外市场作为根基，然后是创业板市场，再往上是中小板、主板市场。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企业分布呈双金字塔形。但在中国，资本市场这个金字塔是倒置的：主板市场规模最大，然后是中小板、创业板市场，场外市场的发展非常滞后。 资料图 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拥有中小微企业高达4200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8%，中小微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根据银监会测算，目前中国大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00%，中型企业为90%，小企业仅为20%。 资料图 撕开一条口子就是进步 ——「灰」转「白」要靠社会合力 撰文/刘扬 袁茂峰 “小微”创业者们无力改变现实，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当下的现实中，把控好自己可能控制的一切。但是我们的大环境能给予什么？ 去年老周的工厂扭亏为盈，他寻思着再过两三年手上积累些资本，工厂有些起色的时候，还是会将工厂重新注册，合法化。虽然在创业路上历经坎坷无数，老周的内心依然渴望做一家阳光企业。 老周伸出一双被油漆染成蓝色的青筋暴露的大手，自我解嘲说，这是一周前检验一台设备时，为给一个没有拧紧的螺丝加固，他将设备拆装，重新喷漆时，不小心把油漆沾到手上，用了很多方法，都无法去除污渍。 “我没办法不对工厂的每一个细节亲力亲为。”自从成为“灰工厂”，老周对产品质量的重视就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知对于他们这样的企业，没有好质量的产品就更无法存活。为了把控好原材料的质量，老周列了一个清单，把所有的原材料提供商都一网打尽，然后挨个沟通，从中找出性价比最高的合作伙伴。而在产品检测方面，更是由原来的质检副厂长一层把关，变成了现在的每一道工序层层把关，尽可能让产品零故障、零返修。 像老周、林涛这样的创业者，他们带着那么大的激情，那么多的热情投入到创业的行列当中来，但是却碰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难题。 他们和很多创业者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他们也希望改善员工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强大起来。 这些自称“弱势群体”的“小微”创业者们无力改变现实，青春也无法等到大环境变好后再奋斗，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当下的现实中，把控好自己可能控制的一切。毕竟，把企业摊在阳光下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除了小微企业自己的奋斗，我们的大环境能给予什么？ “你准备在什么地方开业？” 小微企业应获得更多社会关怀 久居美国、今年回国任教的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鹰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她的朋友以前在国内当医生，在美国博士毕业后，积累了一些经验准备自己创业。于是这位朋友找到了中小企业管理局。这个机构专门负责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贷款的担保杠杆视国家经济情况而定，经济情况好贷款总额度也会增加。 管理局工作人员认为这个朋友的创业计划非常好，就帮她更好地完成了这个规划。拿到政府机构帮助完善的创业计划书，这个朋友觉得可以好好干一场了。正要高高兴兴地离开，那里的官员连忙把她叫住，问：“你准备在什么地方开业？”朋友被问住了，她还没顾上想这个问题呢。官员告诉她管理局有一种编号为“504”的贷款项目，专门提供厂房和设备方面的贷款，建议她申请。 拿到贷款的朋友在1996年成立了公司，起初和男朋友两个人干起，现在已经达到100多人，发展得很好。 刘鹰认为，中国对创业者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还没到位，可能是造成这些小微企业缺少社会性扶持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美国经济开始腾飞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身为一个商人是件非常自豪的事，这里面包含的一个意义是——我是独立自主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表达创新的意识和能力。 但是在中国，虽然民营经济繁荣发展，但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趋向还停留在公权力的获取上，大家争先恐后当公务员，小微创业者甚至自称为“弱势群体”。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大量的大规模的小企业在市场里出出进进，带来新的思想、新的产品、新的活力和竞争，就不可能有这种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鹰说。 她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创业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创新精神。所以，现在应从法律上来奠定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从社会价值上来讲，创业和当一个公务员是平等的。 扶持政策退出紧锣密鼓 撕开一条口子就是进步 在思潮上，中国4月11日，国务院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这个民间资本之都，由此正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先行区。 近期，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被高度关注的同时，全国不少地区也纷纷开始探索金融改革。深圳出台系列金融创新措施、珠三角金融特区方案上报国务院、天津滨海新区出台18项金融创新举措。金融创新似乎已经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潮。 很多专家在微博讨论时认为，不看好这一方案的落地情况，一方面认为民间融资登记中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此多出费用，没有增值功能；二不看好小额贷向城镇银行的转型。 但是针对小微企业的担保公司中新力合创始人陈杭生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从事实务的都会这样想，但深入了解体制的不那么认为：政治信号作用好比是出发的枪声，能激发绝大多数守规则的人向目标前进。 国务院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务，其中一条是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每天都在大量接触中小微企业，对于此次改革方案，他的态度是，无论如何这一改革是在高垄断体制下撕开了一个口子，开始逐步打破现有的一些不合理的法规制度。温州是实验区，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力，那么就看温州人是不是有这个智慧，温州的政府是不是有改革的魄力，去大胆地推进，去杀出一条血路。 此外，扶持小微企业的29条政策也成为社会上热议的焦点。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向媒体透露，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也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结构性减税有望在小微企业体现。解学智指出，一个方面是税制设计上考虑了小微企业的特点，给了一些特殊的安排，比如说增值税有个小规模纳税人的规定，涵盖了小微企业，税率只有3%营业税。增值税对个体工商户有起征点的规定，起征点上限是两万元，两万元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可以不缴税费。据此测算，每年将有900万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 上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解学智认为它的功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形成了一个三重抵扣机制，就是消除重复征税有个三重抵扣。原来上海的企业没纳入试点之前，那么它是缴纳营业税，重复征税，改征增值税以后，这三重抵扣消除了重复征税，实际上就是一种减税措施。另外一种安排是低税率，因为上海的小企业原来征营业税，多数按5%缴纳，改征增值税后，就是按3%来缴纳增值税。 政府行为可能导致选择性帮扶 只有竞争才能缔造“羚羊”企业 在商海中打拼了一两年的林涛已经有了品牌意识，每道产品线他都自己严格把关，他觉得相比去年，今年会有50%的增长，按这个速度，他觉得再过两三年，或许他能由“灰”转“白”了。 袁岳认为，小微企业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但应该使用普惠帮助法，大企业大税、小企业小税、微企业微税或者免税，这就极大地改变了抽企业血，然后还去选择性输血的模式，因为政策行动者的抽血和输血行为是远远不如经济体中的成员自然的运行行为合理的。如果我们今天改变对大企业优惠而对小微企业冷漠的政策，少抽点血，则整体的局面将为之一变，只要去做小微企业的积极性高，创业活动活跃，那么就不用担心部分本不该存在的小微企业死亡所带来的社会波动。 对于这一观点，刘鹰有类似的看法。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小微企业的确是很可爱的，但是更可爱的是“羚羊”企业，他们跑得更快。比如当年的微软、谷歌、Facebook。但是，如果政府的眼光是冲着这样一些企业来制定政策的话，就永远找不到微软。为什么呢？刘鹰认为，企业筛选池的数量很重要，最初一定需要大量的草根创业者，从小到大竞争出来，而不是挑出来的。如果在开始就挑选“羚羊”企业帮扶，或许羚羊就长不成“羚羊”了。 中小企业担当着很多创新的角色。现在微软、谷歌都成为了大企业，他们只能靠收购来吸收一个很好的模式创新。因为大企业很难再有颠覆性创新。在刘鹰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大企业密度高的地方也是小企业密度高的地方。这是很令人深思的，大大小小的这样一些很有活力的小企业支撑他们，这些大企业才能够在这种国际的竞争当中保持一席之地。 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大量的大规模的小企业在市场里出出进进，带来新的思想、新的产品、新的活力和竞争，就不可能有这种经济的持续向前发展。 袁岳认为，实践证明政府在做大产业、大企业方面可以有大作为，但在发展小产业与推动小微企业方面作用很难体现，而且在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中操作所谓帮扶政策，很容易导致选择性帮扶，而得利的很可能是寻租者。政府投资领域的寻租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小微企业政策我们希望能够不要太多这类的现象，因为这样的帮扶最后真正得利的是少数熟悉政府政策操作模式的中介食利群体。 “小微企业的特点就是在市场风潮中本来就是大批生大批死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针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中，首先应遵守快速淘汰与进化的自然规律，也不是公共资源能够简单帮助得了的。“你要让政府去鉴定谁该生谁该死吗？或者人为地改变生死规律，让本该死的企业不死吗？这本身就干扰了小微企业极度不规范的经营，因此，拯救术即使有，也不该使用。”企业经营的生存法则，其实从未改变。 实际上，小微企业可以通过苦练内功、自主创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就举了成都创业者的例子：一个注重技术创新的小微企业，只有15名员工，董事长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近3年时间，投入200多万元研发“不怕水的插座”和“会游泳的手机”等产品。目前这家公司虽然还在亏损，但相信不久会实现爆炸式的发展。 每个创业者都有做强、做大的梦想。像老周、林涛这样的“灰工厂”创业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他们也希望改善员工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渴望有一天能够真正强大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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